王道与霸道———试论孙中山的大同理想(2)

　　1897年，孙中山离开英国，经由加拿大到达日本，与以宫崎滔天为代表的大亚细亚主义者结识并建立合作关系。宫崎在初次见面时就鼓吹：“中东合同，以为亚洲之盟主。兴灭国，继绝世，用其方新之力阻遏西势东渐之凶锋者，天理人心之所会也。”孙中山赞同中日联合，更赞同亚洲各被压迫国家联合，共同阻遏殖民主义的“西势东渐之凶锋”，但是却不赞成过分强调个别国家的特殊国家利益。他向宫崎坦率表明自己的志向是“为了中国苍生，为了亚洲中国人，更为了世界人类”，而兴起革命军⑦。这就与日本军国主义者宣扬的所谓大亚细亚主义从根本上区别开来。

　　10年以后，1907年中印革命志士在东京发起成立亚洲和亲会，由章太炎执笔的《亚洲和亲会约章》在日本尚有收藏者，其封里印有英文“The Asiatic Humanitation Brotherhood”。Humanitation可能系Humanitarian之误植，如此则亚洲和亲会亦有博爱兄弟会之含意。约章宣称：“先以印度、支那二国组织成会，亦谓东土旧邦，二国为大，幸得独立，则足以为亚洲屏蔽。……一切亚洲民族，有抱独立主义者，愿步玉趾，共结盟誓，则馨香祷祝之迎之也。”还规定：“亚洲诸国，若一国有革命事，余国同会者应互相协助，不论直接间接，总以功能所及为限。”这可以看作是对于孙中山世界大同思想的某种响应和推广。

　　（二）

　　二十世纪最初10年，由于连续而又频繁地组织武装起义，孙中山的大量精力用于筹款和策划，未能就世界大同思想作进一步的论述。但是，民国成立以后政权却落在并无共和思想的旧官僚袁世凯手中，其后讨袁、护法等战争的艰苦奋斗，也未能改变大小军阀把持中央和地方政权的黑暗局面。这一切都使孙中山不能不作深刻的反思，同时也使孙中山对世情与国情的认识进入一个更为深刻的层次。可以这样认为，孙中山在其晚年把他的大同思想作了更明确的论析。

　　1924年1月27日，孙中山开始在广州国立高等学堂演讲三民主义，每周一次，至8月24日因对付商团叛乱及准备北伐而中辍，这是孙中山思想主体部分较为全面系统的表述。在《民族主义》第6讲的末尾，孙中山总结说：“我们要将来能够治国平天下，便先要恢复民族主义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这便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大责任。诸君都是四万万人的一份子，都应该担负这个责任，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⑧

　　孙中山所说的治国，是指中国的独立、自由和富强（包括均富）。而平天下，则是发扬“济弱扶倾”的传统理念，帮助其他被压迫民族谋求各自的独立、自由和富强。他说：“我们今日在没有发达之前，立定扶倾济弱的志愿，将来到了强盛时候，想到今日身受过了列强政治经济压迫的痛苦，将来弱小民族如果受这种痛苦，我们便要把那些帝国主义灭消，那才算是治国平天下。”

　　孙中山所说的“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包括两层意思：

　　一是把《大学》所标榜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看作我国传统的“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他把道德范围的东西放在知识范围中来探讨，认为应该先从个人的内省与自我完善做起，讲究自身的文明修养，然后才谈得上齐家、治国、平天下。孙中山沿袭中国的传统观念，认为家族是国家的基层团体，由家族而宗族而国族，合群图强然后才能讲民族主义，而且只有先恢复民族主义才能讲世界主义。他的最高理想是：“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这便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大责任。”⑨

　　二是力图以王道与霸道这两个古老词汇来区分东西方文化的本质差异。他曾经明确指出：“东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的文化是霸道；讲王道是主张仁义道德，讲霸道是主张功利强权；讲仁义道德，是由正义公理来感化人，讲功利强权，是用洋枪大炮来压迫人。”10古代的儒家历来主张行仁政，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瞻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孟子·公孙丑上》）这实际上也是正统儒家所服膺的一种政治哲学，认为道德的力量胜过军事的力量，民心的依违向背乃是施政者决策的根据与归宿。孙中山则把这种古老理念加以现代诠释，并且以此作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最高道德准则，力求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和谐、平等、合作的新格局与新秩序。或许可以这样来概括：以王道来实现世界大同。

　　以这样的理想来作为奋斗目标诚然是值得尊敬的，而作为对于各国政治家的规劝更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孙中山在自己的晚年却存在着两个思想上的误区：一是想把日本引为儒学大同理想的同道，一是误认苏维埃主义等同于“孔子之所谓大同也”。

　　1923年秋天，犬养毅出任内阁邮电大臣兼文部大臣，由于过去有较深的历史关系，孙中山对他寄予很高期望，所以闻此立即写信联络。此信一开头就说：“山田君来称，先生此次入阁，将大有为，可助吾人未竟之志，以解决东亚百年问题，闻之狂喜。”信中批评了日本既往的亚洲政策与对华政策“以列强之马首是瞻”，并且诚挚地希望日本改弦更张，“倘日本以扶亚洲为志，而舍去步武欧洲帝国主义之后尘，则亚洲民族无不景仰推崇也。”¹¹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脱亚论”即愈演愈烈。所谓，“脱亚论”即把欧美视为文明，亚洲视为野蛮，日本应脱离野蛮的亚洲并趋近文明的欧美，并且效仿西方列强的方式以征服亚洲并争霸世界。甲午战争以后，特别是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坚定不移地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其后甚嚣尘上的大亚细亚主义与“脱亚论”一脉相承，所谓“共存共荣”、“相互提携”之类美丽谎言，无非是蒙骗亚洲人民的毒药之糖衣而已。只要它的经济基础与政治体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劝说日本“以扶亚洲为志”，无异与虎谋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