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武昌首义史（连载7）(2)

　　（四）湖北纺纱官局　　光绪二十年（1894年），张之洞看到棉纱“销路颇畅”，决定在武昌“文昌门外附近织布局购地添设南北两纱厂”，并“与上海良济、瑞记两洋行订立合同，配合湖北棉纱，能纺十号至十六号纱，订购新式上等精利机器全副，纺纱九万七百余梃”[8]。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北厂建成投产，称为“湖北纺纱官局”。纺纱局原系官商合办企业，由官商各出银三十万两为企业资本。开工后，商董因“官权太重”，难以合作，“请专归官办”[9]。南纱局则因经费短绌，终未建成，机器被张謇廉价购买作为大生纱厂设备。

　　（五）湖北缫丝局　　在增设纺纱厂的同时，张之洞还在武昌望山门外购地设厂，开办湖北缫丝局。委派丝商、候选同知黄佐卿主持。缫丝局有釜数二百织工三百人，每日制出上等品三十余斤，普通品十八九斤”[10]。

（六）湖北制麻局“制麻一业，中国向未讲求”[11]。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张之洞在武昌平湖门外，购地创设制麻局，“先购织机四十张，酌配梳麻等机，分别织布织绸”[12]。湖北织布局、湖北纺纱局、湖北丝局和湖北制麻局合在一起，组成“湖北纺织官局”，通称“布纱丝麻四局”。布纱丝麻四局成为湖北纱、布、丝、麻四种机器纺织业的发端，是清末民初仅次于上海的纺织业基地。

　　此外，张之洞还在白沙洲兴造纸厂，在武昌武胜门外下新河建湖北毡呢厂，在汉阳赫山立湖北针钉厂、湖北官砖厂，在武昌保安门外南湖创武昌制革厂。又于武昌南陵街办模范工厂，“分纺织金木制革各种工艺，召集生徒，分班学习”，于汉口硚口下首设贫民大工厂，“专制普通简易用品，为教贫民自谋生计之用”[13]。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张之洞离任赴京前夕，还计划在武昌下新河兴建武昌铁路机车厂，“专造铁路桥梁、车辆、叉轨及一切钢铁材料、机器”[14]。但后来未能付诸实施。

　　张之洞督鄂期间还设立了商务公所、商务局两湖劝业场等机构，又开办铸钱局、官钱局，铸造银币、铜币，印制纸钞，统一、更新湖北混乱的币制，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经过将近二十年的惨淡经营，“费无量数之苦心，经无量数之痛苦，铢积寸累”[15]，湖北终于以一隅之地，耸中外之视听，成为与李鸿章、袁世凯控制的北洋系统相并列的又一个洋务建设新中心。张之洞的势力亦“由武昌以达扬子江流域，靡不遍及”[16]。

　　张之洞督鄂前夕，湖北除西方列强为出口服务建立的一些加工厂以外，大量存在的还是设备简陋，规模狭小的手工作坊。十九世纪末期，湖北大地首次出现了中国人自己开设的规模宏大、带有近代色彩的工矿企业。机器的使用，标志了生产领域里的一个全新的技术变革。湖北制铁厂尤为令人瞩目，它那“烟囱高过大别山（龟山）”的炼铁炉，“其机力之宏大，运动之灵巧，火力之猛烈，迥非向来土炉人工所能到”[17]，它不仅是中国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而且还是远东最早的现代化钢铁厂。光绪二十年（1894年）五月，铁厂出铁之日，“上海洋报馆即日刊发传单，发电通知各国”[18]。连一些外国资产阶级也惊呼：汉阳铁厂的崛起，“大有振衣千仞一览众山之势”[19]。

　　湖北官办企业创建之际，声势颇为盛大，然而，数年以后，这些企业便相继陷入不可解脱的困境。湖北炼铁厂由于巨额耗费，产品成本高昂，以至“如每日冶炉化出生铁一百吨，将亏本银二千两，是冶炉多煽一日，即多亏本一日”[20]。所炼之西门马丁钢，“制枪炮则尚非极致”；“制铁轨，亦不如洋厂精熟可靠[21]。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清廷责备张之洞“湖北枪炮、炼铁各局经营数载，糜帑之多，未见明效”[22]。在“每月徒有工费，而无出货”，“以后用款无从罗掘；以前欠债无从筹还”的窘境之下，张之洞“心力交困”，不由哀叹，“鄙人实无颜再向朝廷请款，亦无词可以谢谗谤之口，是死证矣”。湖北织布局开机之初，曾有一番兴盛景象，“江汉关进口之洋布，岁少十余万匹，挽回利权不少”[23]。但不久，便衰败下去，1897年，织布局年产量为40876匹，不及1895年98745匹的二分之一，1889年，下降到14866匹，1900年，更降至4731匹，整个企业，基本上处于半停产状态；白沙洲造纸厂因“内容未臻完善，办理又不得其人，开办后亏折不堪”[24]；湖北针钉厂开工两年多，连换两任总办，生产仍每况愈下，1911年竟亏折十万元，到了“势非停办不可”的地步[25]。清政府只得将这些企业转交商办。

　　张之洞在湖北兴实业屡遭挫折，这一事实向人们昭示了一个重要结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是用移接的外科手术就可以奏效的，而必须把新生产方式发生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条件创造出来；只有打破宗法专制主义的桎梏，中国才有可能实现工业化。而以武昌起义为高峰的辛亥革命，便是中国人为达到这一目标所作的可贵努力。

　　 参考文献：

　　[1]《光绪二十七年电樊云川》，《张文襄公牍稿》。

　　[2]《庸庵尚书奏议》卷9，第18页。

　　[3]《张文襄公全集》卷47，北平文华斋1928年刊，第13-14页。

　　[4]张继煦：《张文襄公治鄂记》，湖北通志馆1947年版，第29页。

　　[5]张继煦：《张文襄公治鄂记》，湖北通志馆1947年版，第30页。

　　[6]张继煦：《张文襄公治鄂记》，湖北通志馆1947年版，第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