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日归来谈商会史研究(2)

　　第一种资料是日本本国商会的定期刊物，如《月报》、《季报》、《年报》、《所报》等。几乎每一个较大城市的商会都办有一种至数种刊物，其内容包括市场状况、物价行情、劳动工资、本国和世界经济统计、日中贸易统计、外国交易所通报等类，也有不少关于商会组织和国内国际活动，以及日中商会关系和经济关系的资料。这些资料对日本商会与日本经济发展及对外经济扩张关系的研究、中日商会比较研究、中日商人外交与国际经济关系研究，都很有价值。

　　第二种资料是在华日本人商会的定期刊物。在华的日本人商会最先于1908年在奉天、安东、天津设立，此后逐年向中国的其他城市扩展，到1937年前后已发展到40个商会。目前能够大部或部分找到的有30个商会的162种刊物。这些刊物的内容，主要有中国及当地商情调查、日中商会和经济关系、本会会务等，是研究在华日本人商会和中日商人外交及经济关系的宝贵资料。

　　第三种资料是日本商会及其他机构对中国商会和经济的调查报告。据饭岛涉等的调查，仅由日本商会和在华日本人商会所编印的就有828种。其内容包括:（1）关于中国东北地区商会的调查，包括华商经济状况，商会的成员、财产、经费收支、章程、组织结构、功能作用及其实际活动，与其他社团的关系，受日本殖民政府的统治状况，与日本人商会的关系等。可用于研究东北地区的经济史和商会史、日本的经济侵略政策和手段。（2）关于中国经济和市场状况的调查，如各地的工商行名录、工商要览、产业和商品状况、市场变动状况、国际贸易状况、综合性经济态势、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等，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和变动状况及其对日本的影响，也反映了日本工商界的态度。对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日本工商界参与政府对华经济政策，有较大参考价值。（3）关于在华日本人经济状况的调查和日本人商会文案资料汇编，如在华日资工商企业名录、工商要览、发展概历、部分在华日本人商会的章程和议案等，可作为研究在华日本人商会的参考资料。（4）关于中国抵制日本经济扩张活动的调查与对策筹划，显示了日本在华及本国商会在日本对华经济扩张中的态度、地位和作用，对研究日本商会与中日经济关系很有参考价值。

　　第四种是日中商人外交活动专项资料。这方面的资料包括日本商会组织访华团记录;商会所藏的与中国商会交往的文书档案;日本外交资料馆所藏的商会外交活动档案。由于日本商会的外交活动往往与政府的对外经济政策有关，因此商会的外交活动有不少是与政府有关联的，商会与政府间的来往文书不少，这些大多收藏在外交资料馆。这些专项资料对研究中日商人外交史颇有参考价值。

　　第五种是某些重要的商会缔造和领导人物的资料。如《涩泽荣一传记资料》、《涩泽荣一全集》中，有不少他组建和从事东京商会的资料，特别是一些有关他从事商会外交活动的资料，如他率团访问中国、接待中国商会访日团的资料，可供研究中日商人外交与经济关系问题参考。

　　从上述日本商人史研究动态和日本商会资料所显示的商会史研究发展潜力，来审视中国的商会史研究的现有成果，还有许多方面有待进一步深入和开拓。　第一，关于商会在政府经济政策制定和实施中的作用问题。中国学者对这一问题虽有所研究，但主要限于清末民初时期，尚缺少全面系统的研究，特别对商会在经济法规实施中的角色和作用问题近于空白。这既是商会参与经济政策研究的一大缺陷，更是经济政策研究的一大缺陷。已有的经济政策研究，大多限于政策法规本身及其制定过程，很少论及政策法规的贯彻实施过程及其实际效果，以致对近代中国历届政府所制定的经济政策法规的实际作用不能作出准确的评价。对商会在经济法规实施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的研究，必将有助于经济政策研究的深入。

　　第二，关于商人外交与国际经济关系问题。商人外交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既是政府经济外交的一个重要补充，更是民间国际经济关系的主导者和协调者，也是国际商业网络的一个编织者和载体，这在上述日本商会史研究和商会资料的介绍中已经显示出来。近代中国商人外交在对外经济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虽然没有日本突出，但也比较重要，目前尚少研究。因此加强以商会为主的中国近代商人外交史的研究，肯定会对中外经济关系史和商业网络研究带来重大的突破。

　　第三，关于国外的华商商会问题。国外的华商商会由中国商人组成，而地处外国，居于祖国与所在国的双重关系之中，不仅是中国推行商会制度的产物，与祖国的商会和经贸关系比较密切，而且是沟通国际经济关系的一个重要桥梁。因此，研究国外华商商会，理清它们与祖国商会之间的关系，考察它们与祖国的经贸活动及其对祖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分析它们在沟通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对研究中国商会史、中外经济关系史和国际商业网络，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第四，关于在华外国人商会问题。在华外国人商会，对其组织所在国——中国来说，除了具有与国外华商商会异曲同工的功能作用之处，还可从它们身上透视外国对华经济扩张的状况。因此，研究在华外国人商会，除了在国际经济关系和商业网络方面与研究国外华商会具有同样重要的学术意义之外，还可以在外国对华经济扩张史研究方面另辟蹊径。从组织所在范围而言，在华外国人商会也是中国境内的一种商会，应该包括在中国的商会史研究领域之内。

　　第五，关于日占时期东北地区的商会问题。已有的中国商会史研究，对抗战以后的商会，某一区域内的商会，尚未有研究成果问世，这无疑是完整意义上的中国商会史研究的一个缺陷。就抗战时期而言，是商会生存和区域结构的特殊时期，当时处于伪“满洲国”地区、汪伪政权统治区、国统区的商会，有不同的组织特点和功能作用，应该分别加以研究。就不同区域的商会问题而言，由于近代中国的不同区域有不同的政治和经济背景，反映到商会身上也会存在着不同的特点和作用。研究日占时期东北地区的商会，是抗战时期三个特殊区域商会研究的内容之一，也可以揭示日本侵略者利用商会组织对东北实行经济扩张和管制的状况。

　　（作者虞和平，1948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