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感动中国——纪念啬翁诞生150周年(2)

　　1900年“东南互保”的策划与促成，不仅保持了东南市场的稳定，而且也提高了张謇的全国声望。他对刘坤一的建言：“无西北不足以存东南，为其名不足以存也；无东南不足以存西北，为其实不足以存也。”（《啬翁自订年谱》）一语破的，堪称对庚子年中国局势的绝妙概括。“张殿撰”的大手笔不仅表现于八股文章，而且也表现于实业、教育与政治，这就使他在东南新旧精英群体中脱颖而出，与汤寿潜等若干大佬一起领导戊戌政变以后重新崛起的又一波维新潮流———立宪运动。张謇可以说是历史的幸运儿，庚子对戊戌的反动并没有对这个变法同路人造成损害，他不仅隐于市而且兴于市。及至清朝政府迫于形势而不得不作出预备立宪姿态时，康、梁仍然作为通缉要犯被拒于国门之外，张謇、汤寿潜、郑孝胥等遂通过预备立宪公会以及各地商会、地方自治团体等社会网络，连续发起三次全国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与戊戌时期维新派与帝党携手幻想通过自上而下的“诏谕革新”不同，20世纪初年的国内立宪派倒是切切实实做了大量社会动员工作，企图利用合法的自下而上的请愿运动来促使政府加快立宪步伐。由于国家已经濒临于瓜分边缘，革命又迫在眉睫，立宪的呼声至少在中上层人士中已经引起强烈的回响，从而成为当时主要新闻媒体的热点话题。

　　张謇再一次感动中国。1909年冬天，张謇在《送十六省议员诣阙上书序》中慷慨陈词：“明乎匹夫有责之言，而鉴于亡国无形之祸，秩序秉礼，输诚而请。得请则国家之福，设不得请，而至于三，至于四，至于无尽。诚不已，则请亦不已，未见朝廷之必忍我负人民也。即使诚终不达，不得请而至于不忍言之一日，亦足使天下后世，知此时代人民，固无负于国家，而传此意于将来，或尚有绝而复苏之一日。”清季朝廷颁布立宪诏谕时，张謇发现“立宪之谕，，人以为假”，而他却“以为天下之人当咸认为真。认真而后有希望，有希望而后有精神，有精神而后有思虑，有思虑而后有学问，有学问而后知要求，知要求而后则真真矣。”（《袁氏家藏近代名人手书·张謇致袁树勋》，转引自罗志用：《中国现代史上的自由主义》，《二十一世纪》2002年12月号）张謇不幸而言中，国会请愿运动至于三即被迫消弭于俄倾，“不得请而至于不忍言之一日”接踵而至，那就是张謇最不愿看见而又无可避免的革命狂飚终于降临这个神州古国。

　　革命的潮流不可阻挡，张謇经过反复思量，终于顺应共和潮流。尽管君主已被废弃，但他曾追求的目标：“进我人民于参预政权之地，而使之共负国家之责任”，也许还有实现的前景。张謇以同样的精诚参与了“南北议和”的幕后协调，也参与了民国肇建的若干筹议，甚至还一度担任北京政府公职，为经济立法殚精竭虑。但是，“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真诚的革命派与真诚的立宪派，都对辛亥革命以后的政局失望。张謇拒绝了袁世凯的帝制，但是他也没有介入南方反袁斗争的“护国”与“护法”。他对政治已经失望而又迷惘，只有保持始终如一的“村落主义”略尽国民责任。他已经远离政治主流，只能在军阀争夺地盘的缝隙中千方百计保全通海一隅，继续苦心孤诣地营造他那心血铸成的小小“新新世界”。“幸哉一隅地，假息得苟全。太平在何时?今年待明年。呜呼覆巢之下无完卵，野老泪洒江风前。”（《有人归自京师，述所见闻，慨世乱之未巳，悲民生之益穷，成诗一篇，寄此孤愤》）。张謇苦心孤诣营造30年以上的“新新世界”，始终未能推广到全国（甚至江苏一省），他的悲愤自然是极为深沉的。

　　“生已愁到死，既死愁不休。”也许，张謇的一生，其本身就足以感动中国。

　　但是，我们现在纪念张謇，不能仅停留于感动，应该更着重于思考。

　　尽管张謇晚年自责甚深，但我们似不应给以苛求。我曾多次说过：“在中国近代史上，我们很难发现另外一个人在另外一个县办成这么多事业，产生这么深远的影响。”我们首先应当思考的是：何以张謇能够以个人的力量在通海地区办成这么多事业?

　　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何况又是处在那样一个政治腐败、民生凋敝、市场尚未充分发育的落后社会环境。张謇自身的人格、气魄、能力以及知人善任等等，固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这终究不能保证他想做的事必定能够办成。我认为在客观上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机遇，是机遇给他提供了施展抱负与才能的必要空间。

　　早在1903年访日期间，张謇就感悟出一个有关政、学、业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他在日记上写道：“政者君相之事，学者士大夫之事，业者农工商之事。政虚而业实，政因而业果，学兼虚实为用，而通因果为权。士大夫生于民间，而不远于君相，然则消息其间，非士大夫之责而谁责哉?”君相即政府，此处所谓“政”即政策，包括对工商企业的鼓励、保护、乃至必要的优惠与补助等等。他把“政”形容为“虚”，而把农工商之业形容为“实”，就是政府在给予积极政策之外，不必干预企业的独立运作，当然更不应“阻抑”其正常运作。用今天的语言来说，就是应该让企业的运作享有足够的空间。

　　尽管张謇对政府颇多怨言，如鼓励徒托空言、补助有名无实、苛捐杂税繁多、官吏敲诈勒索等等；但平心而论，清朝政府及其后北洋政府给企业运作留下的空间还是相对充裕的，否则张謇就很难在30年之间办成那么多新式事业，而且其中许多均属创举。其所以如此，有以下几点原因：

　　其一，君主专制主义虽然存在两千多年，而且已经发展到极为完备严密的程度，但作为县一级政府与乡村之间仍然留有较大空间，这个空间实际上由绅这一群体发挥中介乃至主导作用，在宗法、公益、祭祀等方面尤其如此。19世纪中叶以后，绅权愈益扩张，加以清末新政推行地方自治，新兴绅商除享有传统的空间外，并可合法地把自己的权力延伸到市政府建设的众多方面。

　　其二，以若干强势且有开明倾向的督抚为中心的地方实力派，在19世纪后期也日益壮大，而且与新兴绅商群体趋向于某种程度的结合，甚至呈现与中央政府逐渐疏离的迹象。1900年两江、两湖总督在清廷业已对外宣战以后仍然敢于公开策划“东南互保”，其背景正在于此。同时，自立军密谋在长江中下游起义，革命党在港、穗亦有计议独立的传闻，与这种背景也有一定关连。历史表明，清朝政府虽然依旧维持中央集权体制，然而始终未能发展成为真正的极权统治，而它的自身的虚弱与内轻外重的政治态势，也在客观上为地方绅商的实业活动留有较宽松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