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感动中国——纪念啬翁诞生150周年(3)
辛亥革命网 2011-05-07 00:00 来源：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作者：章开沅 查看：
其三，民国成立以后，虽然袁世凯曾经一度力图恢复中央政府的强势地位，然而武力统一的美梦终于由于帝制失败而成为泡影。嗣后由于大小军阀割据称雄且混战不已，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也始终未能形成一个真正强势有效的中央集权政府，更谈不上严格意义的极权统治。所以，张謇至少在通海地区，仍然可以凭藉业已掌握的各种社会资源，做成并且“遗留一二有用事业。”所谓“幸哉一隅地，假息得苟全。太平在何时?今年待明年。”即为其处境的真实写照，虽然是如履如临，战战兢兢，但却并非完全不能有所作为。
这种局面的出现，对于中国早期近代实业的发展，虽然不尽理想然而在客观上毕竟暂时有利。白吉尔所说的“黄金时代”虽然未免溢美，但却给人们留下一个悬念，即国民经济的发展需要给民营企业留下正常运转的必要空间。政府的管制太严与干预太多，其危害并不下于巧取豪夺的杀鸡取卵。当然，上述局面的形成也并非出于当时政府的本意，而是由于他们的力不从心，即有全盘控制之心而乏实际干预之力。此外，上述局面也并非真正有利于中国国民经济整体持续健康发展的正常环境，所谓留有空间也只是极为有限的活动余地，而且诸多不利于民族工商业的内外因素仍然大量存在，这也是需要充分认知的。国民经济整体持续健康发展，更为需要的毕竟是政府、企业、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的成熟机制。
由此可知，张謇所建立的“南通模式”，并非十全十美的可以垂诸永久的模式，而只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且不说它有明显的历史局限，就是在当时也并非所有地区、所有个人都能如此作为。我们今天只能从其事业吸取必要的经验教训，却不能更不必照搬这种模式。也许，我们更应该着重探讨“南通模式”所体现的张謇精神。他在晚年曾经讲述过自己的平生志趣：“仆兄弟农家子也，祖父耻负债，生平耻随人世间一切浮荣虚誉，及流俗猥下之是非，向不以为轻重。徒以既生为人，当尽人职，本吾所学与吾所志，尺寸行之，不可行则止。世不论治乱，亦无所为厌。自投身实业以来，举所岁得，兄弟次（第）经营教育、慈善、地方自治公益事业，凡所当为者，自无至有，自塞至通，自少至多，自小至大，既任建设以谋始，复筹基本以虑终。乡党戚好，间有助者，将伯之呼，从未敢出南通一步。此区区不欲倚赖他人之心，辄欲随一事而矢诸百年以后。是以行年七十，不敢自遐逸，几与老而务得夜行不休者等。”（《谢教育慈善募捐启》）通观其一生言行，我深信张謇这段自白是朴实无华而又真诚感人的。他的晚年虽然迭遭颠蹶，忧危困苦，但报国爱民之心始终未泯，兴利除弊之志未尝稍减。他就自己力所能及，做了大量有益于故乡经济文化发展，有益于中国近代化的工作，可以说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早在1929年，胡适曾给张謇以高度评价，说他是近代中国一个伟大的失败的英雄，造福于一方，影响于全国。《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张謇的结局诚然带有悲剧性，然而中国近代史上真正伟大的英雄也大多如此。孙中山百折不挠地为新中国奋斗40年，临终前的语言也仍然充满遗憾：“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但是，个人的生命毕竟是短暂的，而改造落后积溺已久的中国，则需要几代人持续不断的努力，我们很难对早期中国现代化的开拓者作更高的要求。张謇事业的失败与自责太深，可能正是由于他自身角色的错位。他原本是一个民营企业家，可以也应该关心公益社会，但是却需要恪守客观的分际，还得准确估量自己的承受能力。可是，他却越位承揽了许多本应由政府办理的事情，同时也就过度耗费了许多本应投入再生产的资财。对于社会而言，他可以为政府“拾遗补阙”，然而却不应扮演“二政府”的角色。对于企业而言，他是理所当然的法人代表，然而更应该尊重董事会的民主运作，特别是需要建立完美的制度与机制，切切不可以大家长自居。张謇晚年的自责，大多是停留于“壮志未酬”的慨叹，而缺少更为深沉的企业经营方面的自我反思，这才是这个伟大人物的真正悲剧，也是他的历史局限之所在。
但是，人们必然会反问，当年张謇越位办事而造福人民固然有失当之处，然而如果他不越位办理而政府又置之不理，情况又将如何?南通岂非进化更慢，人民岂非更少享几分实惠?也许，社会宁可多几个张謇这样失败的英雄，而少几个为富不仁、贪得无厌的暴发奸商。然而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主要还得依赖制度与机制，单纯强调道德似乎无补于关键问题的解决。张謇是深明这层道理的，所以他本人虽然重视伦理自律，然而所追求的却是政学业三者之间分工而又合作的良性互动关系。我们在百年以后，应该给张謇以历史的理解，尊重其劳绩，同情其艰辛，客观评判而不必苛求。从现今的情况来说，最好是发扬其精神，学习其品格，借鉴其模式，把地方乃至全国的事情办好，这才是实实在在的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