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敌”成为榜样：梁启超在甲午战争后对日本(4)
辛亥革命网 2011-04-21 00:00 来源：历史教学（高校版） 作者：李喜所 查看：
2、研究日本商法商规，建立商会管理制度。梁以日本为考察对象，曾专写一篇《论商业会议所之益》，分析了商法商规的重要性及其在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中的特殊作用，并郑重提出：“日本商学商法之书，不可不研究也。日本商法，采自泰西，集诸邦之长，定一成之律，诚保商之甲胄，抑亦经商之圭臬也。”[3]（P8）
3、译西书，尤其是译日本书。梁启超认为译书是为变法提供精神食粮，日本维新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量翻译欧美图书。西方哲学、政治、经济、历史、法律、思想文化及艺术等方面的图书，大都译成了日文，为日本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清廷要变法，必须大力译书。但梁认为，中国通欧美文字者少，学起来也难，最好的办法是从日本翻译，这样事半功倍，收益速且高。
4、仿日本妥善合理地安置旧官僚。梁启超向来认为变法的根本在变制度，变制度的关键是改官制，改官制的核心是“弃旧用新”，但旧官僚的裁撤是最难办的一大问题。他根据日本维新的经验，提出对旧官僚：一是给其爵位，使其心理平衡；二是减少或免其办事，分出部分或全部权力；三是增加其俸禄，得到实惠。这种办法，在日本确实可行，但在清廷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为中国的官僚视权如命，仅用收买的办法是不会服从的。不用强大的带强制性的办法给予“剥夺”，旧官僚的反抗是消除不了的。梁启超在这方面难免书生气太足了。
5、变法应一省或数省先起，推及全国。梁启超在《南学会叙》中明确提出：
吾闻日本幕腐之末叶，诸侯拥立者数十，而惟萨长土肥四藩者，其士气横溢，热血奋发，风气已成，浸假遍于四岛。今日中国之大，积弊之久，欲一旦联而合之，吾知其难矣。其能如日本之已事，先自数省者起，此数省者，其风气成，其规模立，然后浸淫披靡以及于他省，苟万夫一心，万死一生，以图之，以力戴王室，保全圣教，噫！或者其犹可为也。[1]（P66）
这种办法应该说是可行的。问题在于“出头鸟”究竟有多大实力以及“出头”时全国的大气候如何。梁启超在仿效日本，呼吁变法时，一味地模仿有余，结合中国实际认真思想不足。由此可以讲，梁的日本观颇具直观倾向。
二曰，建立开放的环境。
古代搞改革可以关起门来搞，近代的改革由于具有资本主义性质并带有世界意义，闭关自守是绝对不能成功的。改革和开放如某车上的左右轮，缺一不可。客观来讲，开放是改革的基础，改革是开放的进一步深化。梁启超在认真研究日本的明治维新史后，在甲午战争后的数年中总是批判闭关自守，呼吁清廷开放。他认为日本由于开放，一是加强了和世界的联系，使日本成了世界一分子，进入了世界民族之林；二是促进日本工商业发展，解决了日本发展经济当中难以克服的许多问题；三是加强了日本与西方各国的文化交流，开阔了日本人的眼界，更新了观念，解放了思想；四是培养了日本人的竞争意识，滋长了争强好胜的进取精神。而这种在开放环境中形成的竞争思想，对一个民族的腾飞和改革的成功尤为重要。梁启超指出：
西方天演家之言曰，世界以竞争而进化，竞争之极，优者必胜，劣者必败，久而久之，其所谓优者，遂尽占世界之利权，其所谓劣者，遂不能自存于天垠，此天演之公例也。虽然，优之与劣，果何自分手，智而强者常趋而进于优，愚而弱者常退而即于劣。故自存者必以求智求强为第一义。等是人也，何以此智而彼愚，此强而彼弱，合众人之识见以为识见则必智，反是则愚；合众人之力量以为力量，则必强，反是则弱；故合群者战胜之左券也。⋯⋯东西各国，皆合其一国之力以与我相竞，我亦必合一国之力然后足以抵制之，大局昌，则人人受其利；大局损，则人人受其害。[3]（P10）
一个国家开放的过程就是走向和世界各国竞争的过程。梁启超通过日本的开放历史，引申出竞争的观点，是颇富哲理性和现实感的。说到底，建立开放的社会环境就是逐步确立世界一体化的自由竞争机制。没有这种机制，改革不可能成功，民族不能振兴。梁启超在百年前能看到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