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费逵中学教育思想初探(2)

　　2.2　减少授课时间

　　《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初等小学授课时间每星期30小时，高等小学36小时。在实际实施中，教育者更增加到40多个小时。就如此长的授课时间，陆费逵主张“减少授课时间”。他从生理学角度分析，指出“成人用脑，日不可过八时，过则易恼易怒，以脑力已疲也。童年脑未充实尤不可过用。过用则更易疲倦，所得易忘……”[3]认为儿童用脑过度，容易疲倦，所学知识易忘，而且用脑过度，对儿童大脑的成长也不利。与西方教育发达国家比较，德国中学授课时间每星期不多于33或34小时，美国则更少，中学不过20小时。

　　显然，我国学校的授课时间比西方国家长得多。在1912年陆费逵和蒋维乔共同起草的《课程标准》中规定了中学必修科目包括修身、国文、外国语、历史、地理、数学、博物、理化、图画、手工、音乐、体操、法制经济13科，女子另加裁缝和家政2科，授课总时数男子不超过33小时、女子不超过35小时。

　　2.3　采用“全日二部教授”法

　　清末，我国在学习日本教育的过程中，普及国民教育成为教育界和民间共同关注的焦点，因此外国教育中的“二部教授法”受到广泛关注。所谓“二部教授法”包括两种：其一，“半日二部教授”分午前、午后二部，也就是半日学校；其二，“全日二部教授”或“隔时二部教授”，甲部和乙部隔时交替教授，教一部时另一部进行游戏或自修。在这一问题上，陆费逵主张采用“全日二部教授”法。他指出半日二部教授的缺点。采用半日二部教授利少弊多，儿童半日在校学习，受教育较少，而且儿童半日在外，不便于家庭管理。陆费逵认为“全日二部教授”有诸多个优点：可以省校舍，省教员，节省大量资金，极有利于普及；学生在校时间较长，休息时也在教师的监护之下，儿童容易接受教育。

　　2.4　高小与初中的衔接问题

　　陆费逵指出中学教育的重要性，提出高小与初中在科目设置和学习内容上应该很好的衔接。“中学之设，一方面养成高等之国民，一方面为升入大学专门之预备。而既为高小升学之阶，则必与高小衔接，审矣。旧制高小已修完算术，中学又自四则授起，高小加课英语，中学又授字母，是为不衔接之明证。今即将高小课程厘定，则中学继高小之后，一切课程，均当密接，无取重复也。”[4]

　　在这一问题上陆费逵特别强调了高小开设英语课的必要性。陆费逵指出高小英语与中学英语的衔接问题。根据当时我国中学3年的在学年限，陆费逵分析认为，新学制确定高小3年可升入中学，没有为不再升学的毕业生的谋生考虑。这样，高小英语设置为随意科，必然引起中学新生英语水平参差不齐，影响中学英语教学，因此陆费逵建议高小二、三年级英语设为必修科，每周2小时，这样高小和初中的英语学习能够得到很好的衔接。

　　2.5　新课程设置及中学文实分科问题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陆费逵在《教育杂志》第10期上发表了《民国普通学制议》指出：“清末兴办教育，十有余年，成效未睹，窒碍纷如。溯其原因，实学制不善之咎。盖年限失之太长，课程亦有未合。且陆续改订，不相联络，重复冲突，在在有之。”针对“高小末二年于中学初二年复，中学后段又与高复。”陆费逵对比借鉴欧美和日本的学制，提出新的学制设置。由1909年提倡的初等小学3年，高等小学3年，中学5年，大学预科1年，本科3或4年改为初等小学4年，高等小学4年，中学4年，大学预科1年，本科3或4年。

　　陆费逵还反对中学文实分科，认为高等人才应具有普通知识。“中学文实分科，虽便于研究专门，然普通学科本不能有偏重，高等人才决不能缺普通知识，甚彰彰也。况内地财力有限，专办一科尚苦无力，强分两科，非偏缺即苟且耳。[5]

　　因此陆费逵提倡学制改良，针对学制年限，中学文实分科以及部分科目轻视等问题提出了新的中学课程设置。中学学制4年，主要学习科目为修身、国文、英文、历史、地理、算学、博物、理化、法制经济大意、军事大意、图画、体操[5]。

　　2.6　重视中学校之国文教育

　　陆费逵认为，中学校以养成高等国民为目的，一方为升入大学专门之预备，当注重国文及外国语。中学校各科目，均为养成高等国民。所以陶冶其德性，启迪其智识，练习其五官四肢，而非要求其成为大家。因此，除文字及初级算术外，不必求其用。如欲一一求其，恐延长4年以上仍不可得。陆费逵指出，我国中学课程过于兼收并蓄，导致国文成绩不良。由于科目众多，使得国文时间减之又减，导致国文水平下降。中学校的教学目的，一方养成高等国民，一方为高等教育之预备。文字不足应用，决不能为高等国民，读书作文之素养不足，决不能受高等教育。因此，陆费逵在中学校课程标准中规定，国文为正主课，外国语、数学为副主课。正主课以七十分为及格，副主课以六十分为及格，其他科以五十分为及格。主课不及格者，平均分数虽及格，亦不得升级卒业。

　　综上所述，陆费逵在民国初年教育大变动时期关于中学教育改革的意见和建议，在中国教育史上产生了深远、广泛的影响。他首倡教科书改革，反对教科书国定；提倡缩短在学年限，减少授课时间，采用“全日二部教授”法，男女共学；重视高小与初中衔接，国文教育，新课程设置及中学文实分科等问题。他眼界开阔，注重比较与借鉴；立足图书编辑出版，促进教育和国家社会进步。虽然受历史和时代的局限，他的思想中难免有一些错误的成分，但是这些错误并不能掩盖他对我国文化教育和出版事业发展的巨大贡献，他的教育思想值得我们进一步总结和继承。

　　参考文献：

　　[1]宋应离等．20世纪中国著名编辑出版家研究资料汇辑（2）［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

　　[2]陆费逵．缩短在学年限［J］．教育杂志，1909（1）。

　　[3]陆费逵．减少授课时间［J］．教育杂志，1909（7）。

　　[4]陆费逵．民国普通学制议［J］．教育杂志，1912（10）。

　　[5]陆费逵．民国普通学制议［J］．教育杂志，19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