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党之大文豪”陈天华何以一度产生改良思
辛亥革命网 2011-04-24 00:00 来源：2006年2月第7卷第1期湖南农业大学学 作者：吴宇 查看：
陈天华，1875年3月6日出生于湖南新化的一个穷苦私塾之家。原名显宿，天华是他为自己所改的名字，取“天地自然，朴实无华”之意。他1898年考入新化实学堂，受新学之风的影响，受益匪浅，“概然欲任天下事”[1]。1903年他公费留学日本，开始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1904年，与黄兴等人在长沙组织“华兴会”，计划发动起义。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他是发起人之一，首任书记部负责人，《民报》创刊后任撰述员。1905年12 月8日，因愤于日本政府颁布“取缔清留学生规则”，蹈海殉国，30岁英年早逝。
作为一名坚定的爱国者、革命者，陈天华的爱国、革命的姿态屹然显现于他的《猛回头》、《警世钟》等著作里。可是他从事革命的进程，并不是那样的 顺利。1905年1月，他撰写并印刷了《要求救亡之意见书》，希望以和平请愿的方式促使清政府豁然警醒，外拒强敌，内行变法，并且在写“意见书”之前，会 见了改良派的梁启超，此后，二人多次通信。这可以说是其改良思想在行动上的最终体现。而这些行动决不是陈天华在一时冲动之下实施的，他头脑中改良的思想经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慢慢酝酿而成。
一
陈天华虽然认识到要反封建反满，但他还是不愿意与封建势力彻底决裂，对满清政府还存在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陈天华开始走向革命的道路是从参加拒 俄爱国运动开始的，从那时起一直到1905年初发行《救亡意见书》之前，他可以说是以一名激烈的暴力革命者形象活跃于中国政治舞台的。这一段时间，他用犀 利的笔锋深刻地论述了帝国主义的丑恶行径，鼓舞人们要看清楚严重的民族危机，坚决与“洋人”作战；还不时发出了用暴力推翻腐败政府的呐喊。他的这些言论全 都集于他早期的革命檄文里，如《敬告湖南人》、《复湖南同学诸君书》、《猛回头》、《警世钟》等。但是，这些文章里高亢悲壮的气概虽奏出了民族民主革命的强音，但同样包含着陈天华个人在自己的思想转变过程中隐约留下的某些改良主义痕迹。例如：他强调在瓜分亡国的威胁面前，新旧两党应该合作，要“除党见，同 心同德”[2]，“只要这真守旧、真求新的会合起来，这利益就很大了”；认为，“如今的时候，有什么新旧？新的也要爱国，旧的也要爱国，同是爱国，就没有不同之处。至于应用的方法，总以合时宜为主，万不能执拗，即有不合，彼此都要和平相商，不可挟持私见。”在民族矛盾极端尖锐的情况下，他强调团结对外，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以抗御外侮，这是应该的。但是，他却过分强调“各除意见”、“和平相商”，从根本上抹煞了革命和保皇两派的原则分歧。在政治上必然产 生消极的后果。这是他在反对帝国主义与清政府的斗争中，敌视农民、害怕群众斗争，不愿向农民群众寻找革命力量的情况之下，幻想从反革命阵营中寻求某种支持，无奈向封建势力求援的一种表示。他还奉劝世家贵族，放下架子，降下心气，“和那平民党，维新党，同心合德，不分畛域，共图抵制外国。”这样，作为他所 反对的清政府，却要成为他争取的盟友，无疑是其思想的矛盾所在。说明他与封建势力不能彻底划清界限，同时也表明了其改良的思想是从一开始就在他脑里萌芽了。
及至1905年初的《救亡意见书》和后面的《国民必读》、《致湖南留学生书》，特别是他的《绝命辞》，陈天华改良主义的思想已经彰显无疑了。 1905年他在留日学生中发布《救亡意见书》“提议由留学生全体选派代表归国，向北京政府请愿，立即颁布立宪，以救危亡”。这虽然是其爱国行为的表示，但 却显然是一种受改良思想支配的行为，因而也遭到了黄兴、宋教仁等人的严厉批评和强烈反对。同时在《致留日学生总会诸干事书》、《致湖南留学生书》及《绝命辞》中，陈天华都比较详尽地叙述了“政治革命”论。“政治革命”论是相对于“种族革命”论而言的，是梁启超用以反对革命派“暴力革命”论的法宝，其实也就 是“君主立宪”或“开明专制”的另一种表述方式。“当今之弊，在于废弛，不在专制，欲救中国，惟有开明专制。”“革命之中，有置重于民族主义者，有置重于 政治问题者，鄙人平日所主张，固重政治而轻民族。”种种言论已经明显地反映出陈天华所表达的思想与改良派的思想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主张推翻清政府的反动统 治，代之以民主政体，但又主张先行“开明专制”，这就使他与保皇党的某些意见相一致，不能彻底驳倒康梁的谬论。
所以，陈天华虽然是爱国的，认识到清政府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但他没认清楚清政府不过是封建势力的代表，认为“只要清政府改革内政，决意与各国舍死一战，他们是愿意与清政府合作抗敌的”[3]。可事实上，清政府是一意孤行的，陈天华对清政府的一丝幻想也只能化为泡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