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学人对新词语输入的反应

　　世界近代化进程并非列国同时并举，而是在西欧首先发端的，17-19世纪以降，伴随着西方的殖民扩张和世界统一市场的建立，西方文化播散扩张，反映西方文化的范畴、概念、术语也渗透到其他民族和国家，形成一种笼罩全球的西方“话语霸权”。非西方的民族和国家当然会对此作出自己的反应，而文明史悠久，既重自身“文统”，又有着采纳外来语汇传统的中国，其反应格外错综复杂。

　　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和直接现实。在语言三要素（语音、词汇、语法）中，词汇最具活性；思维反映社会生活的变迁，首先是通过词汇的发展体现出来的，这在社会转型时期尤为显著。近代中国，特别是清民之际（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伴随西学东渐的展开，大批反映西学内容的新词语涌入中国，诚如国学大师王国维1905年所说：“近来文学上有一最著之现象，则新学语之输入是已。”（《论新学语之输入》）这里的“文学”，指整个学术文化。当然，反映西方文化的新学语进入汉语系统并非始于清末，早在明清之际（16世纪末至18世纪初），欧洲传教士（利玛窦、汤若望等）与中国西学派士人（徐光启、李之藻等）就创译了一批汉字新词以翻译西学概念。如利玛窦、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译定的体、面、线、点、直角、钝角等数学术语，在中日等国沿用至今。时至清民之际，西学东渐的规模、力度远迈明清之际，译介西学概念的汉字新词数量及影响程度也不可同日而语。值得一提的是，清末民初入华的新词语，大都由日本传来，时称“日制汉字词”或“日本新名词”。

　　清民之际大量“日本新名词”进入中国，是因为中日“甲午战争”以降，清朝朝野决心师法“明治维新”后的日本，遂有留学日本和广译东书热潮的出现。而日本在幕末、明治的半个世纪间已经系统译介了西方各学科的代表著作，并于译介过程中拟订了大批与西学术语对应的汉字词。其中有些是对中国古典词（如革命、共和、政治、社会等）加以放大、缩小、引申，以翻译西学术语；有些是运用汉字造词法另造新词（如哲学、美学、科学、宗教等），以翻译西学术语。经十余年乃至数十年的筛选、使用，这些词汇已经定型，并在日译西书和日本人撰写的西学论著（包括教科书）中稳固地占据了位置。而恰在此际，渴求西学的中国留日学生和康有为、梁启超等政治流亡者纷至东瀛，那些汉字占六七成的日译西书和日人撰写的西学论著，成为中国学子研习西学最方便的文本。而活跃于这些文本中的“日本新名词”，实为西学术语的汉字表述，很快就被同属汉字文化圈的中国留日学生和梁启超这样的文豪所接受。他们或在翻译日籍（包括日译西书和日本人撰写的西学论著）时将“日本新名词”传输到中国，或在自己的行文走笔间运用自如，如梁启超流亡日本十余年间在《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诸刊上发表的文章中便大量采借“日本新名词”。随着汉译日籍和“好以日本语句入文”的“启超体”文章的广泛流传“日，本新名词”在中国不胫而走。其时的新人物言谈、作文里，“机关”“社会”“运动”“自由”等新词迭出。教科书乃至考试题目中也屡现“中心点”“势力圈”“所得税”之类日本术语。有人作格律诗，也频用共和、代表、平权、团体、归纳、无机等“日本译书之语句”。外来文化（新词语是其表征）进入中华大地，总会引起迎受和拒斥的两极反应，这两极反应甚至在同一人物身上并存。面对外来新词语的滔滔涌入，清民之际的话语世界出现一种矛盾现象，一方面，中国人使用“大半由日本过渡输入”的新名词（1911年刊行《普通百科新大词典》凡例），因其反映了新知识、新思想，故“人人乐用”，显示出西学东渐已成不可遏止的趋势。另一方面，这些“由日本贩入之新名词”与其所负荷的西学内容一起，构成一种强势的话语霸权，并威胁着中国传统的话语系统，使之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异，这又引起许多中国学人的反感和抵制（虽然这些学人往往自己也“乐用”新名词）。如桐城派古文的后期代表作家林纾，在翻译西洋小说时采用新名词不少（如普通、程度、幸福、社会、个人、团体、反动之力、活泼之精神等等），但他1918年为《古文辞类纂》作序时，批评“报馆文字”“时时复搀入东人之新名词”，以为“不韵”。他把新名词分作两类，一类在中国古典里有出处（如“进步”出自《陆象山文集》，“顽固”出自《南史》，“请愿”出自《汉书》），日本人以之对译西洋术语，中国人可以接受；另一类无出处，则为“刺目之字”，应予排斥。章太炎也有类似观点。张之洞是“游学东洋”“广译东书”的有力倡导者，因而可以视作“日本新名词”大举入华的始作俑者。他本人所撰《劝学篇》中，就有“牧师”“刚巴度”（英文买办的音译）“上下议院”“自由党”“代数”“对数”“化学”等新名词，但以文辞古雅著称的张之洞又对新名词深怀抵触情绪。据江庸的《趋庭随笔》载，张氏晚年任体仁阁大学士，兼管学部，决计利用职权抵制日本名词在中国泛滥。该书对张氏情状有一传神描述：

　　凡奏疏公牍有用新词者，辄以笔抹之，且书其上曰：“日本名词！”后悟“名词”两字即新名词，乃改称“日本土话”。

　　该《随笔》还写道，当时学部拟颁一检定小学教员的章程，张氏以“检定”一词来自日本，想更换而不得，犹豫再三，该章程终被搁置。同类故事还见于其他笔记小说，如张之洞见部属文书中有“取缔”“报告”一类日本名词，心生反感，奋笔批示：此类新名词“尤可痛恨”。部属复文，反唇相讥曰：“名词”也是日本名词，更可痛恨。这很可能是时人杜撰的故事，部属大概不敢如此顶撞“中堂大人”。但这类故事表现的张氏既厌恶新名词，又对新名词嫌而难弃的窘态，却是历史真实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