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学人对新词语输入的反应(2)
辛亥革命网 2011-04-25 00:00 来源：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作者：冯天瑜 查看：
不仅林纾、张之洞对新词语持二律背反态度，连那位使用日本名词最力的梁启超，在正面讨论外来语问题时，也多次质疑自日本输入的名词。如他在1899年所撰《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之前途》中，对日本以“经济”作社会物质生产、理财、节俭义用，表示异议，而主张代以“资生”。他在1902年所撰《论民族竞争之大势》中对日本名词“金融”也有疑问。他同年所撰《释革》更详考“革命”一词的古典义，对译英文、法文相关词时的引申义，主张以“变革”取代“革命”，以准确反映社会变革的内蕴。可见，广纳外来新词的梁启超对外来名词也取分析态度，并没有盲从来自西方（日本是其二传手）的“话语霸权”。
当代中国人抗拒西方话语霸权的努力走向极端时，又往往与深闭固拒的文化保守主义交织在一起，这在前述林纾、张之洞的言行中已有所流露。而一位留日学生彭文祖于1915年所撰《盲人瞎马新名词》一书，将此种文化心态展示得淋漓尽致。该书署名“将来小律师”，由此推测彭氏在日本学法律。彭氏对于清末民初新名词泛滥全国、连小学生也竟相使用新名词大为忧虑，称那些日制汉字词“言辞譬喻拉杂不伦，不成体统”，以为这些新词入华是“灭国灭族”之事，攻击那些套用新名词的人“恬不知耻”。彭氏具体批评“支那”“取缔”“取消”“引渡”“目的”“宗旨”“权利”“权力”“义务”“卫生”等59个“新名词”，将其斥为“不伦不类”，认为中国人袭用此类新词是“瞎眼盲从”，力主改新还旧（如认为应废止来自日本的“取缔”，代以中国旧词“禁止”“管束”）。然而，彭氏所抨击的“新名词”除“支那”等少数几个属于应当排除的，大多数新词已融入中国语汇系统，如目的、权利、义务、法人、卫生、引渡、取缔、手续、场合等已被中国人视同己出，日用而不知其为外来词，中华文化也并未因此而消融、崩坍。现代文化史进程证明，彭文祖之类的担心是杞人忧天。精通西洋语文但思想保守的辜鸿铭也是外来新名词的激烈批评者，冯友兰记述辜氏在北京大学1919年9月开学典礼上的讲话“现在人做文章都不通：，他们所用的名词就不通。譬如说‘改良’吧，以前的人都说‘从良’，没有说‘改良’，你既然已经是‘良’了，你还‘改’什么？你要改‘良’为‘娼’吗？”（《三松堂自序》）其实，辜氏对新词“改良”的批评是没有道理的“改良”是一个动补结构词，，前面的“改”是动词，后面的“良”是对前面动词的补充，指出“改”的方向。“改良”从语法上讲并无错误，也易于理解，辜氏的批评只能表明他对新语汇的抵触和反感，并不能阻止新词语的流行和使用。
清民之际的社会实际是对外来新词迎受中有所取舍，这既是文化运作的自身规则所使然，也与学者的引导相关。一些学人对译名取分析态度，对语文的健康发展有积极贡献。如胡以鲁撰《论译名》（载《庸报》第26、27期合刊），既不一概排斥日本新名词，又主张对这些新名词作具体分析，认为那些“不合吾国语法者”，不宜袭用。朱自清则主张，采用日本名词应与同字译名加以比较，然后经自己思考，择善而从。（《译名》，载《新中国》1919年第1卷第7期）这都显示了语文上的主体意识，又与盲目排外划清了界限，是对西方“话语霸权”的理性回答。
对新词语作历史考析、从而引出科学结论的，首推王国维。他的《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从文化史的纵深处论述新词语产生的必然性“周秦之：言语，至推译佛典时代，而苦其不足”，于是有晋、唐时大量印度佛教术语输入，大大丰富了中国语汇；而时至现代，“至翻译西籍时，而又苦其不足”，于是有今之新学语的涌进。王氏概括道：
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讲一学、治一艺，则非增新语不可。
故我国学术而欲进步系虽在闭关独立之时代，犹不得不造新名。况西洋之学术而入中国，则言语之不足用，固自然之势也。（《王国维论学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P386-387）
这是对包括日制汉字词在内的新学语在中国的传播，给予了历史学和文化学的肯定，代表了中国语汇在西方“话语霸权”时代的健康走向———借汲纳外来新词语使本民族的语汇更丰富、更健壮，如此方能与强势的西方话语系统实现良性互动。近代如此，现当代亦复如此！
作者：冯天瑜（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湖北武汉4300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