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西学与中国学术近代转型
辛亥革命网 2011-04-25 00:00 来源：江汉论坛 作者：冯天瑜 查看：
明末清初入华耶稣会士在16世纪末叶至18世纪中叶近两个世纪间，广为译介西方古典及近代早期学术，而与之合作的中国士人，又是思想开明、学有专攻的一时才俊，两相珠联璧合，成就了一番“西学东渐”事业，对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作出无庸小视的贡献。梁启超说：
明末有一场大公案，为中国学术史上应该大笔特书者，曰：欧洲历算学之输入。中国智识线和外国智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算学便是第二次。①
此为不刊之论。但细究起来，明清之际入华的西学不限于历算学，其大类有二：一为基督教神学；二为自然科学及技术知识，天文历算学是其主项，另有数学、地理学、物理学、机械学、语言学、火炮制造术、水利技术等等。就知识内容而言，这些统称“西学”的舶来文化，不一定都是当时欧洲最先进的学术成就，其间古典的与前卫的相杂糅，但对于当时的中国，大都具有程度不同的补充或更新价值。以地理学而论，入华耶酥会士带来的新知突出，因为其时正值南欧人完成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达·伽玛从大西洋绕过好望角抵达印度、麦哲伦环球航行等世界性远航之后，欧洲已形成比较完整的近代地理学体系，故利玛窦带来的《坤舆全图》、艾儒略撰述的《职方外纪》，提供了地球说（地圆说），以及四大洋、五大洲、寒温热气候带、经度、纬度等全新的地理知识，这使中国士人地理视野扩大、世界观念转变，徐光启、李之藻、方以智、王夫之等的论著中均有表现。惜乎西来地理学当时并未普及开来，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上层统治者仍然沉醉于“中国者，天下之中也”的迷梦之中，直至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爆发后才被渐次/5打破。
以天文学而论，耶稣会士未能带来最前卫的内容。哥白尼（Copemicus）1543年刊布的《天体运行论》所阐发的“日心地动”说，是近代科学的报春之声，但此说直至17世纪30年代伽利略发表《哥白尼和托勒密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录》发表后才在欧洲产生广泛影响，故利玛窦16世纪80年代来华时，不可能传播“日心说”。晚于利氏的邓玉函、汤若望等人已知晓“日心说”，但这一对基督教神学具有颠覆性的天文学说，不被以“教义捍卫者”自命的耶稣会士所接受，他们来到中国，或对“日心地动”说缄口不言，或批评其“非为正解”（汤若望语）。直至18世纪中叶，蒋友仁方在很小范围内介绍“日心说”。明清之际耶稣会士们携来中国的，主要是地心说、九重天说，尤其借重第谷（TychoBrahe，1546—1601）的宇宙模型学说，此说的天文理念并不先进，却有推算精密的长处，耶稣会士来华后主持明末清初修历工作，以此说测算，每获成功。故此一并非最具近代性的宇宙论，经耶稣会士宣讲和运用，在中国流行百余年，对观测天象、制订历法起了积极作用。明末清初入华西学给中国文化提供的新因子，不仅表现在知识内容的补充上，更重要的是昭显新的思维方式。
自先秦诸子勃兴，中国学术有其辉煌的展现和卓异成就，当然也有弱点。概言之，中国传统学术虽然产生过“墨辩”一类相当精辟的逻辑学，但随着墨学衰歇、墨辩隐而不彰，中国学术存在忽视逻辑自觉探讨、忽视思维工具锻造的倾向，这是以实用理性见长的中国学术难以自动实现近代转型的原因之一。
利玛窦和徐光启等明清之际译介西学的人士，通过中西比较，较早意识到并试图解决中国学术的这一根本问题。利玛窦对中国怀着友好情谊，称中国为“了不起的国家”；他对中国文化抱欣赏态度，赞扬“中国人是最勤劳的人民；……在他们中间大部分机械工艺都很发达。……他们又天赋有经商的才能”②。但与此同时，利氏也洞察到中国文化的重大不足：
中国所熟习的唯一较高深的哲理科学就是道德哲学，但在这方面他们由于引入了错误似乎非但没有把事情弄明白，反倒弄糊涂了。他们没有逻辑规则的概念，因而处理伦理学的某些教诫时毫不考虑这一课题各分支相互的内在联系。在他们那里，伦理学这门科学只是他们在理性之光的指引下所达到的一系"列混乱的格言和推论。③
此说当然有片面性，《墨经》《老子》《易经》都有严密的逻辑体系，其哲理也不限于道德哲学，而利玛窦接触的多是《论语》《孟子》等语录体儒家经书，自然从中获得上述印象。世纪的黑格尔在《历史哲学》、《哲学史讲演录》里对中国哲学的著名批评，从观点到文句都与利玛窦的上述言论一脉相承。然而，利氏这一影响深远的评论毕竟抓住了中国古典学术主潮———儒学的特点，一针见血地指出疏于逻辑论证这一症结，并提升为对前近代中国文化的总体性批评。如果联系利氏等人向中国译介长于逻辑论证的公理化的西方数理科学，就显现出这种批评的建设性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