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地域性展开

　　作为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创造总和的文化，因时间向度的演进而具有时代性，又因空间向度的展开而具有地域性。人们把研讨文化时代性演进的学科 称之文化史学，把研讨文化空间性分布的学科称之文化地理学，这两门学科都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和独立发展的历史。然而，时间和空间又是运动着的物质的两种密不可分的存在形式，时代性与地域性当然也是文化的两种相互依存的属性，我们只有全面观照这两种属性，并考察其互动关系，方能实在地把握人类创造的文化的纵深 度和广阔度。在这一意义上，历史学与地理学的联姻势在必行，而本书系便是文化史学与文化地理学相结合的产物。

　　中国是一个文明传统悠久深厚的国度，又是一个广土众民的国度，其文化的时代性演进和地域性展开均呈现婀娜多姿的状貌，因而切忌作简单化的描述与 概括。已故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指出：“把中国文化看成一种亘古不变且广被于全国的以儒学为核心的文化，而忽视了中国文化既有时代差异，又有其地区差异，这 对于深刻理解中国文化当然极为不利。”^①谭先生的这一论说显然是有感而发的，因为，笼统地界定中国文化，已是一种司空见惯的作法，此类作法有碍于人们从共相与殊相辩证统一的高度把握中国文化，不利于开掘中国文化无比丰厚的内蕴。

　　要想获得对中国文化的深刻理解，必须纠正空泛、粗疏的学风，多做具体分析和实证研究，方能为综合与抽象提供坚实的基础。而此类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便是对中国文化加以分区考析。应当说，在这方面我们有着宏富的遗产。

　　中华先民很早便在东亚大陆建立起幅员辽阔的国家，并对这片国土的自然风貌和人文状态作过真切的分区把握。成文于周秦之际的《禹贡》简练而准确地 描述当时的国土——“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迄于四海”。对纵横于东亚大陆的广袤国土，《禹贡》分作“冀、兖、青、徐、扬、荆、豫、梁、 雍”等九州，并对每州的土壤作出分类和等级划分。而土壤分类和等级划分，实际上是对农耕文明国度作经济、文化水平的地区等级判定。此后，西汉史家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对当时南北东西各地的物产和人文特色有传神的描绘。西汉末年学者刘向则将汉朝全境划分为若干区域，丞相张禹又令僚属朱赣按区域绍介风俗。东汉史家班固所撰《汉书·地理志》集上述之大成，对当时的中国作出如下“域分”：秦地、周地、韩地、赵地、燕地、齐地、鲁地、宋地、魏地、楚地、吴 地、粤地，并记录各地风俗，绘制出文化地域特征的生动画卷。以《汉书》为端绪，历代正史皆设地理志，以各朝疆域为范围，以政区建制为纲目，分条记述山川、物产、风俗，形成文化区域研究的良好传统，奠定了我们今日理当深入开展的文化区域研究的前进基地。

　　地域研究涉及到的一个基本概念是“文化区”。作为文化的空间分类，文化区由自然、社会、人文三重因素所决定，三者在历史进程中综合成某种地域性文化特色，如北方的中原文化，雄浑如触砥柱而下的黄河；南方的楚文化，清奇如穿三峡而出的长江。有人曾这样概括南北文化的卓异处：“北峻南孊，北肃南舒，北强南秀，北僿南华。”这种关于区域文化特征的把握，既着眼于自然环境之分，更观照了社会生活、人文传统之别。当然，文化区并非静态、凝固的空间存在，而是因时演变的。一般而言，构成文化区的自然因素变化较慢，社会、人文因素迁衍较快。明清之际哲人王夫之在论及文化中心转移的态势时说：“三代以上，淑气聚 于北，而南为蛮夷。汉高帝起于丰、沛，因楚以定天下，而天气移于南。”^②夫之常用“天气移于南”、“地气南徙”诸说法，而他所谓的 “天气”、“地气”，显然并非专指自然之气，而是自然、社会、人文的综合，更多地包蕴社会、人文因素。事实上，自从具有理性的人类介入，造成文化世界，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变化往往不再是单纯的自然运动，即以各地土壤肥瘠的变迁而论，便深深打上人类活动印记。曾被《禹贡》（反映周秦之际状况）列为下中、下下的 长江流域，至近古已成上上之地，如宋人王应麟说：“今之沃壤，莫如吴越闽蜀。”^③至于各地风俗、学术的异动，更是古今起伏，时有更迭。这是在作区域研究时应予注意的。

　　当下我们所作的区域文化研究，在观照历史的前提下，更要着眼当下。今日中国，北起漠河，南达南沙群岛的曾母暗沙；西起“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 东极黑龙江与乌苏里江汇合处。对领土面积约与整个欧洲相当，包括个民族的中国作合理！"的文化域分，是本书系的使命。鉴于中国领地的辽阔和文化类型的复 杂，有必要作多级次的文化域分。

　　按照自然条件和经济文化类型，中国首先可分作东、西两部。从黑龙江的爱辉到云南的腾冲之间作一连线，东半壁是向太平洋倾斜的低度高原、丘陵和平 原，季风气候使之干湿交替、季节分明，数千年来形成发达的农耕经济、繁富的典章制度和精深的艺文哲思；西半壁以草原、沙漠、高山、高寒高原为主，属大陆干旱性气候，自古以来繁衍着粗犷奔放，富于流动性和生命活力的游牧文明。东西两大文化区的互动，构成中国历史的重要内容，并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化 发展提供了无尽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