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武昌首义史（连载2）(2)

　　一、开商埠，设领事，向华中腹地打入楔子

　　列强势力深入华中，是以湖北若干沿江市镇辟作对外开放的商埠为其端绪的。湖北最早开放的商埠是汉口。咸丰八年（1885年）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第十款规定：“长江一带各口，英商船只俱可通商，惟现在长江中下游均有贼匪（指太平军——引者），除镇江一年后立口通商外，其余俟地方平靖。大英钦差大臣与大清特派之大学士尚书会议，准将汉口溯流至海各地，选择不逾三口，准为英船进出货物通商之区。”⑧此约签订不久，镇江首先开埠，同时，清政府应允，待太平军“肃清”以后，再开九江、汉口两处。咸丰十一年（1861年）正月二十六日，英国轮船一艘抵汉，并留通事（翻译）驻汉；三月，英国驻华参赞巴夏礼（1828-1885），与英国侵华舰队司令贺布（1808-1881）乘舰自上海溯长江至汉口，测量江水深度，返汉时，一艘英轮停泊汉口，这便是“英人立汉口市埠之始”⑨。同年三月十八日，上海英领署不待清政府同意，单方面公布《扬子江贸易章程》，宣布“汉口、九江辟为口岸，设置领事”。

　　此后，法国根据《中法天津条约》的规定，到汉口通商；其他西方国家，如美国、丹麦、荷兰、意大利等，也根据“利益均沾”条款，同享在汉经商之便，并先后与清政府签订在汉口开埠的条约。

　　随着外国人来汉经商日益增多，咸丰十一年（1861年），湖广总督官文（奏请增设汉口洋关，将汉黄德道移驻汉口，称汉黄德道兼监督税务江汉关署，⑩简称“江汉关”，负责督办华洋交涉，经理进出口贸易，并于1862年1月开始征收关税。光绪二十五年（1861年），汉口所收关税款，包括往来船只过关税、鸦片厘金等，合计219万两，在全国各口关税收入中，仅次于上海（上海当年关税收入690万两）[11]。随着芦汉铁路的建成（1906年全线开通），以武汉为中心的商业圈广及半壁中国，汉口作为一个外贸口岸，重要性与日俱增。据江汉关贸易册报告：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汉口进出货物共值一亿零三十二万一千两，宣统二年（1910年）增至一亿五千二百十九万九千两[12]。据日人水野幸吉《汉口》记载，年汉口贸易年额一亿三千万两，“夙超天津、广州，今宜位于中国要港之第二，将进而摩上海之垒，使外来人艳称东洋芝加哥不置”。世纪初，汉口成为超过同年天津、广州的对外贸易港，而接近于上海。[13]汉口因此被外国人称作“东洋芝加哥”。

　　继汉口开埠之后，光绪二年（年）签订的《中英烟台条约》规定，宜昌对外开放，光绪三年二月，清政府设宜昌关。

　　光绪二十一年年）签订的《中日马关条约》规定，沙市对外开放，并允许日本在此埠制造货物；光绪二十二年（年）八月，清政府设沙市关。以上三处（汉口、宜昌、沙市）是根据条约开放的商埠，即所谓“约开商埠”。

　　中日甲午战争后，清廷为增加贸易税收，自动开放商埠逐渐增多。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十月初七日，湖广总督张之洞（1837-1909）因兴建粤汉铁路的需要，奏请“开武昌城北十里外滨江之地为通商口岸”[13]，初八日，清廷奏准武昌对外开放。这种自动开放的商埠称“自开商埠”。

　　在半殖民地的中国，“约开商埠”对外国人承担有特殊义务。第一，商埠内可划租界；第二，商埠内居住的外国商人，中国政府不得向其征收营业税、不动产税、所得税、印花税、警察捐等；第三，商埠内的外国货物，除缴纳进口正税外，中国不得另课他税；第四，自甲商埠运至乙商埠之外国货物，其已经完过进口正税一次者，不再纳他税；第五，在商埠购买中国土货出口，只完出口正税，无论经过若干子口，概不纳子口税，及其他内地税[14]。至于“自开商埠”，除不设租界外，外国人可以享受其他权益。

　　列强利用这些特权，以上述商埠为基地，大规模倾销其工业品，廉价收购我国农产品、土特产及各种原材料，向湖北各州县及邻近省份巧取豪夺。由于列强的工业品具有强大的竞争能力，中国的许多传统产品被渐次排挤出市场。如染料，“进口数量逐渐增加，并将继续增加，因为进口的安尼林染料远较土产的植物性染料价格低廉，这种植物性染料正在逐渐被淘汰”[15]。至于英日等国棉布、棉纱在汉口倾销，不仅给湖北土布生产以致命打击，而且对湖北新兴的机器纺织业也造成威胁，如本棉纱自年始有百余担到汉口，一年后多至二千余担，以后逐年增多”[16]。1913年前，汉口洋纱进口“多至六十余万担”，除转销外省，多为湖北机器纺织厂所用，使这些工厂严重依赖洋纱，随时受外国人的操纵和打击。

　　十九世纪下半叶，由于茶叶、皮革、油漆、药材等土产的大量出口，汉口对外贸易一直出超，这对清政府的财政亏缺颇有弥补。但以后列强利用其在“约开商埠”的种种特权，倾销商品，使汉口对外贸易发生逆转。《汉口商业月刊》曾回顾说：“在1901年以前，土货出口额甚巨，而洋货进口额甚微，故数十年之间，均有巨额之出超。讵料年以迄于今，结果则与以前完全相反，除1909年及1911年两年仍为出超外，每年入超之量甚巨，且有与年俱增之势。”如年汉口港入超关32096699两，1905年入超37951011关两，[17]年入超更达关两。巨额入超造成白银外流，加剧了清政府的财政危机和人民的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