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何时以“革命党”自命

　　孙中山（1866—1925）及其追随者何时以“革命党”自命，并以“革命”号召国人关于这个问题，孙先生本人并无确切说法。他撰于1923年的《中国革命史》自述“革命源起”：“余自乙酉中法战后，始有志于革命。”这番话是孙先生晚年对生平的追述，所称早在1884—1885年中法战争以后便“有志于革命”，只可作泛义理解，尚不能说19世纪80年代中期的孙氏已决定“革”清朝的“命”。吴相湘在《孙逸仙先生传》中指出：“按‘革命’一词，自1895年以后，孙先生才开始使用。1885年时并没有提及这二字。《中国之革命》是民国成立以后撰写，故沿用1895年通行的名辞”^[1](第46页)。

　　这一评断合乎情理。孙中山少年时即倾慕太平天国，一位常来塾中讲故事的太平天国老军以“洪秀全第二”激励孙氏，孙“得此徽号，视为无上光荣，亦慨然以洪秀全自居”^[2](第5页)。至青年时代，孙受到郑观应(1842—1922)、何启(1859—1914)等人影响，曾试图在现存政体内部用和平方式救治中国。孙氏1890年的《致郑藻如书》^[3](第1—2页)，1894年6月的《上李鸿章书》^[3](第8—18页)都表明这种倾向。后来，受到甲午战争中方惨败及朝廷下诏谴责议政者的刺激，上书李鸿章(1823—1901)又遭冷遇，这一切使孙中山从“偏重于请愿上书”走向暴力反清。孙撰于1897年的《伦敦被难记》描述了自己组创的兴中会的此一转变：“吾党于是怃然长叹，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3](第52页)。

　　孙中山从和平请愿转向暴力反清，第一次实践便是1895年秋天领导广州起义。但此时孙中山及其追随者还没有高张“革命”旗帜，“造反”一词倒时常出现在他们的口谈之间。

　　孙中山以“革命党”指称自己创建的反清组织究竟始于什么时候近几十年来出版的各类中国大陆、台湾及海外的辛亥&革命史著作，以及多种孙中山传记、年谱，均认定孙中山是在年秋广州起义失败后赴日本神户，受日本报纸新闻报道启示，决定将自己领导的反清组织称之“革命党”的。各类史著及传记作出这一判断的依据，主要是孙中山最早追随者之一陈少白(1869—1934)的回忆。1935年，即陈少白去世后一年，陈少白口述的《兴中会革命史要》出版，内称：1895年10月下旬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自广州走澳门、经香港，与陈少白、郑士良(1863—1934)乘日轮“广岛丸”东行，于11月9日(或10日)抵达神户。陈少白口述的回忆为：“到了神户，就买份日报来看看，我们那时虽然不懂日文，看了几个中国字，也略知梗概，所以一看，就看到‘中国革命党孙逸仙’等字样赫然跃在眼前，我们从前的心理，以为要做皇帝才叫‘革命’，我们的行动只算造反而已，自从见了这张报纸以后，就有‘革命党’三个字影像印在脑中了。”

　　1936年，冯自由(1882—1958)根据陈少白上述回忆，撰《革命二字之由来》一文后收入冯著《革命逸史》初集。冯氏在陈氏论说基础上，参考孙中山前前后后的思想言论，对孙中山等三人1895年秋在神户的见闻、议论又有所铺陈渲染：“及乙未九月兴中会在广州失败，孙中山、陈少白、郑弼臣三人自香港东渡日本，舟过神户时，三人登岸购得日本报纸，中有新闻一则，题曰‘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中山语少白：‘革命’二字出于《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日人称吾党为革命党，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可也。”

　　笔者1998年4月至2001年4月的三年间在日本讲学，又从事中国近代中坚概念或曰“关键词”的形成这一课题研究，“革命”当然是注目对象。在研究过程中，我一直怀疑孙中山等三人1895年11月在神户得见日本报纸称孙为“革命党首领”的说法。因为，第一，1895年的孙氏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都是一个不见经传的人物，广州起义刚刚事败，孙氏尚未踏上日本国土，神户等地报纸即刊发“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的消息，完全不合情理，很可能是陈少白回忆时的添枝加叶；第二，中国古典词汇“革命”随着《周易》等旧籍传入日本而被日本人知晓并运用，但日本天皇制“万世一系”，与中国屡屡爆发“革命”，频繁改朝换代的情形大相径庭，故日本的主流文化对“革命”一词向来抱着戒备心理，并试图转换其内涵，明治维新以后，这一词汇在日本已具有“制度重建”、“社会改良”的引申义，暴力夺权的本义已被大大淡化。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日本人以“革命”意译英文revolution一词，而这一英文词汇恰恰具有改良、变革之义，意蕴并非暴力夺权。所以，日本人视“革命”为“维新”、“改良”的同义语，故将庆应明治之交称之“革命时代”，将明治维新诸杰称之“革命人物”。以这种思路理解“革命”的日本人，不大可能率先将中国的某一次武装暴动的领袖称之“革命党首领”。

　　笔者的上述怀疑，在逗留日本期间得到有力的实证材料佐证。其一，笔者读到日本学者安井三吉等人的考证文章。文称，经安井等人遍阅日本1895年11月9、10两日的各类报纸，均证明陈少白的回忆有误———其时日本诸报只有关于广23州起事的简短报道主要依据中国官报发布的消息，决无“中国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的言词。如《大阪朝日新闻》11月3、5、14日，《大阪每日新闻》11月5、9日，《神户又新日报》11月6、9、10、30日都只有广州起事未遂的消息。11月10日的《神户又新日报》还称广州起事为“颠覆满清政府的阴谋”，其他报纸则称其为会匪阴谋，或“暴徒巨寇”作乱，为首者“黄姓”或“范某”^[4]。足见此时日本关于广州起义的报道系影响模糊之词，并全然为贬斥性用语，孙中山其人更在日本报刊视野之外，“革命党”之说则没有形诸报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