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革命时期的武汉店员工会(6)

　　三、店员工会应否存在之争议

　　当时，在店员与店主之间冲突日益激烈，商业发展深受影响的情况下，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还曾议及是否取消店员工会问题。在1927年6月15日举行的中执会政治委员会第29次会议上，汪精卫提出：“主席团上次到郑州去的时候，总商会长来见，说明商民协会同总工会所定的条件，未得总商会的同意，就是照那个条件去实行，也不能恢复商业。主席团问他是什么道理？他说店东没有用人的权，商业总不会恢复。”陈公博接着发言：“他们主张解散店员工会，这个要求大大办不到，最多也只能将店员工会加入商民协会。而且店员工会内容非常复杂，例如当经理的一方面算是店员，一方面又算是店东，可以加入商民协会，中级的店员也可以，但下级的贫苦学徒就不能加入了。”詹大悲在发言时更直接表示：“所谓商会只能代表少数的商人，商民协会才是多数商人的代表，取消店员工会的要求，乃是商会进一步的反攻。汉口现在的商业还有一种危险，就是一般商人都将货物运往上海，若不是店员工会实行监督，恐怕商人已经跑光了，商业也完全没有了。”这次会议的讨论并无最后结果，担任会议主席的孙科表示：“工商业不能恢复的原因，除了交通问题同汇兑问题之外，就是对于工界所发生的误会同恐慌。这种恐慌同误会须设法消灭，然后才谈得上恢复商务。本席以为工会店员同商民协会多少要有一点牺牲的精神，退让的态度。”汪精卫附议说：“主席的话是很对的。如果每一个店员都要起来打倒他的店东，世界各国也没有这种办法。”[37]不难看出，当时的武汉中执会委员多数并不赞同取消店员工会，有的甚至仍充分肯定店员工会的积极作用，并认为要求取消店员工会是旧式商会的“反攻”要求。不过，也有委员认为店员工会的行动存在着偏激之处，需要加以纠正，否则工商业的衰败无法挽救。

　　6月22日召开的中执会政治委员会第31次会议，又再次讨论了店员工会问题。由于武汉工商业的持续衰败，使得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对这一问题不得不更加重视，态度也有一定的变化。未参加前次会议的谭延闿认为：“工商间本不会有冲突，最大的原因就是店员工会。”对这种说法其他执委并未表示异议，这无疑是承认了店员工会的行动，是导致工商冲突的主要原因。詹大悲此时也说：“因为中央承认店员是工人，所以不能不服从中央的意旨。要解决这个问题，须中央对于店员是否工人，店员是否可以组织工会，作一根本之讨论。”谭曰：“店员算是工人，是中央的错误，也不是今日的错误，乃是从前的错误。现在的湖南、湖北小店家，简直不能作生意，连许克祥也晓得取消店员工会，真是为商民解除痛苦的工作，我们一点是没有做到。”谭氏显然对店员工会的行动十分不满，而且还认为前此将店员身份确定为工人完全是错误的。共产党人邓演达指出，店员工会已不仅仅只是涉及工商冲突的小问题，“乃是一个革命能否成功的大问题”，他主张由中央派专人召集总工会、商民协会开会协商解决办法，谭表示支持。陈公博发言解释了广州时期的中央之所以承认店员为工人，有其历史原因，“不得已乃用一个店员工会的名义来统一。在广东时势力分散了，所以不觉得什么。在湖北势力集中了，所以就觉得不同。现在或是根本上不要他们存在，或是将他们并入商民协会，或许他们存在而加以改善，总要有一个办法。”他认为召集各方开会，当面恐怕不便直言，可请总工会、总商会、商民协会在规定的时间内用书面向中央报告意见。詹大悲认为即使是书面报告，同样也不会有什么结果，而且“商会当然不赞成有店员工会”，这一点十分明确，无需再书面陈述。但会议主席汪精卫根据以往讨论土地问题时，军界代表当面一言不发，后来农民协会发生骚乱，又在背后啧有烦言的教训，说明“有要他们用书面报告的必要”。最后，会议决定“关于店员工会应否存在的问题，分两方面来作，一面由本会函总工会、商民协会及总商会用书面详陈意见；一面由中央工人部、商民部切实调查。综合所得结果，于下星期一具报。”[38]与前次执委会的讨论情况相比较，此次会议的明显不同之处在于，有个别执委如谭延闿在发言中已倾向于取消店员工会，而且店员工会应否继续存在成为了焦点问题，即使当时不同意解散店员工会的执委，也认为需要寻找一个妥善解决的办法，不能再继续延宕不决。

　　湖北省总工会呈报的书面意见是“主张该工会组织仍存在”，并继续隶属于总工会；汉口总商会则“主张店员可组织团体，但不应隶属于工会系统”。[39]汉口商民协会对这一问题相当重视，专门召开执委会紧急会议进行了专题讨论，最后形成如下决议：“店员务必有团体之组织，惟团体之名称及组织之系统应否仍旧或变更，其权在党，本会不加主张。至店员工会或有组织上之瑕痴，店员也有幼稚之行动，则或为局部问题，或为过去事实，均不能影响于店员工会之存在。惟望善为整顿，严加纠正，以结成店员与工商业者之亲密的联合战线，共同努力革命。”随后，汉口商民协会还就这一问题发表宣言，表示：“我们为了革命的共同利益，与工商的联合战线，觉得对于店员工会应否存在的问题，应当有一个理智的判断与事实的根据，绝不应凭据我们片面的主观的偏见或成见，徒逞一时的意气，而贻工商前途以无穷之伊戚。因此，我们应当迅速地有一个合理的与平允的主张，向社会公开地发表，以免第三者乘机挑拨，毁坏我们革命的工商联合战线，而使他们在暗中鼓掌称快，私庆得计。”[40]当时的汉口商民协会在工商联席会议举行之后，显然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尚属和缓，并没有要求店员工会脱离总工会而归属于商民协会，而后来上海等地区的商民协会，则反复向国民党中央提出这一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