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百家争鸣到求同存异　辛亥革命的性质述论(2)

　　针对海外“绅士热”的冲击，国内近现代史研究的领头羊——章开沅先生领衔的华中师范人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立项“近代官绅商学研究”，以商会和绅商研究为突破U．以丰硕扎实的学术成果遏制了这股热浪。章先生指出，近代社会里确有一部分进步开明的所谓新派绅士，乐于投资近代企业从而转化为资本家，如郑观应、张謇、李平书之流，并不在少数。他们由官而绅而资本家，常常集官、绅、商、学于一身。马敏把这种现象称之为缺乏明晰边界的粘连性，“所谓粘连性，简单讲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拖泥带水，分化不充分。”朱英以商会为中轴探索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马敏则以绅商为切入点考察群体之间、国家与社会的深层联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于海内外有关市民社会与公众领域的热烈讨论做出的回应，但主旨仍然在于透过纷繁复杂的表象考察“官绅商学”与资产阶级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一致认为，对“新派绅士”而言，阶级属性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这些人固有的身份，而在于其有无向资产阶级转化的趋向以及转化到什么程度。即以在地方上的某些经营活动而言，如张謇创办“通海恳牧公司”，周廷弼在故乡建设新集镇，都同程度上促进了农村的资本主义化，自不能作为“封建主义的尾巴”来对待。其实，中国资本家往往翎顶辉煌根本不用人惊小怪，西欧早期资本家的臀部同样也有明显的封建“胎记”。所以，所谓“不应把地主包括在资产阶级之内”的说法是似是而非的，把绅士一律划在资产阶级之外更失妥当，以此出发来鼓吹“绅士运动说”，从立足点来看过于脆弱。凶此，近年来该理论渐成绝响，应在情理之中。

　　日本学者市古宙三认为“辛亥革命完全没有新意，犹如中国围历史上的王朝更替”，可能或多或少受此影响，人陆学者朱宗震提出“有限度的王朝更替论”但立论更为平实，也更为深刻。两者都着力考察了辛亥革命与旧传统的内在联系，力图纠正一种研究误区：生搬硬套现代化理论，不恰当地夸人辛亥革命促进现代化进程的功绩，同时却漠视辛亥革命对传统的继承性。不过，他们同时有矫枉过正之嫌：前者几乎完全把辛亥革命当作阻碍历史进步的社会运动，立言太峻，难免偏颇，而后者把王朝更替看成中围的传统，本无疑义，但以此出发而断言辛亥革命跳不出这个传统，带有几分历史宿命论的色彩，至于宣称“辛亥革命对王朝的冲击缺乏深度，其实际结果，就是助成了权臣（袁世凯）篡位”，“辛亥革命仅仅是在为建立中围特色的工业化原始积累的政治模式开辟道路”，以此证明辛亥革命既不能“布新”，也没有“除旧”，难免有“忽视其新，重视其旧”之嫌，这是否能令人信服，至少在目前看来恐怕还是人有疑问的。另外，两者之所以都弱化辛亥革命促进现代化的作用，主要还是以西方的现代化进程作为参照标准，“西方中心主义”的痕迹过于浓烈。

　　还有几位汉学家的观点颇有代表性。法围历史学家白吉尔和美国学者芮玛丽强烈坚持：“当时中围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不足以产生一场资产阶级革命”。白吉尔还认为“资产阶级既未参加，也无法控制：引进的思想意识既不能解决现实问题，也不能平衡各种势力——仅就1911年的事件，应看成带有保守性质的运动，”或者说是“看不到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舍瓦里埃也附和白吉尔，质疑资产阶级的领导作用，称辛亥革命为“很少革命的革命”。巴斯蒂则认为“1911年的中围，革命的中心问题显然不是资产阶级的问题”。美困学者周锡瑞的看法类似但颇有新意，“在很多方面．1911年的革命，是一个很不革命的革命。革命在政治上的进步方面，被它在社会上的退步方面所抵消”。可见，上述观点主要是参照西方的标准，质疑资产阶级的革命能力和领导作用，从而否定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人陆经济史专家汪敬虞针锋相对地指出，就革命爆发前的情况而言，“无论同先进的英国或者落后的俄国相比，中国的资产阶级还是略胜一筹的”。刘大年列举出四条论据，系统地进行了反驳：“一、资产阶级力量幼弱，但已成长为未成熟的新兴力量；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具有领导能力：三、明确的纲领反映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要求和利益：四、资产阶领导、农民作为主力军，是世界上资产阶级革命的通例。”章开沅则认为，“过低估计当时中困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缺乏历史主义的眼光：法困1814年仅能生产11万吨生铁，七月革命后才有31公里铁路。”应该看到，中外学者的观点既有针锋相对的一面，也有相通之处。实际上，围外学者也承认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舞台上的存在，国内学者也不否认资产阶级的相对弱小，只不过资产阶级的角色在双方的理解中有主角与配角之分，由此导演出了不同色彩的历史话剧。

　　外围学者的论点，最“惊世骇俗”的莫过于日本学者横山英提出的“两种变革论”，视辛亥革命为“以建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统治秩序为目标的政治变革”，最后干脆宣称“辛亥非革命”。李时岳则提出“四个阶梯说”，质疑“三次革命高潮”的旧革命史框架，全新阐释了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和本质内容。虽然其出发点并非针对“两种变革论”，但他批评某些囿于旧框架的学者“没有看到近代中国同时存在沉沦与上升的两个相互排斥的过程，而又把反帝反封建的新旧两种力量完全对立起来”．同样一针见血地击中了“两种变革论”的要害。但是，横山英的立论在考察辛亥革命与旧传统的内在联系方面确有独到之处，不失为一种可资参考的视角。

　　台湾学者蒋永敬曾提出过“英雄革命说”，理由是辛亥革命“只有少数先进分子领导，人部分国民游离于革命之外”不为无见。不过，这种观点仅仅从社会动员的角度出发，论据过于单薄，对革命党与社会各个阶层的关系的考察也还略嫌不够，因而缺乏应有的理论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