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与革命 试析辛亥革命前后湖北咨议局的政治(2)

　　在发动民众和团结协作的基础上，湖北咨议局与外省同仁开始横向联系，启动了要求速开国会的国会请愿运动。1910年上半年，湖北咨议局的代表和其它省份的咨议局代表相约齐集北京，先后两次向清廷呈递速开国会请愿书。遭拒后请愿代表们非常悲愤，决心再作第三次请愿。在湖北咨议局主持下，湖北国会请愿同志会于同年7月12日召开第三次国会请愿发动会，决定响应各省国会请愿代表的号召。会后，湖北咨议局派出汤化龙、张国溶等立即赴京，参加各省咨议局联合会议，共磋请愿事宜。8月10日，各省咨议局联合会成立大会在京召开，汤化龙在会上慷慨陈词，在争取速开国会及争取咨议局实权方面“持议最为恳挚”，在与会代表中激起强烈共鸣，被推举为联合会会长。同时，张国溶被推举为联合会起草员，由其奋笔直书的《请速开国会提议案》被一致认同，并获得了作为国会预备组织的资政院讨论通过，成立立宪派的纲领上奏，引起了清廷的高度关注。为了迫使清廷让步，汤化龙、张国溶等湖北议员常往返于京汉之间，经常集会通电，与各省遥相呼应，造成了更大的声势。此时（1910年10月至11月间）正值北京资政院首次开会期间，各省咨议局代表云集，发动第三次国会请愿运动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各省咨议局联合会在汤化龙的组织下，联合向摄政王载沣上书，痛哭流涕，恳请召开国会。为壮声势，湖北咨议局在地方上积极配合，在张国溶等议员的发动组织下，汉口国会请愿同志会联合武汉各团体于11月12日到咨议局汇集，前往湖广总督衙门请愿，其气势是“武汉几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会”。到总督衙门后，由议员张国溶、吕逵先领衔，率10名代表向总督瑞徵呈递由张起草的《汉口国会请愿同志会陈情建议代奏速开国会案》，总督瑞徵被吓坏了，连忙允诺“即咨资政院，并电东、滇二督联衔上奏续请”，要求请愿诸人“静候之”。面对巨大的压力，清廷被迫宣布拟于宣统五年（即1913年）开设议院，同时命民政部将各省代表即日解散。可见，在第三次国会请愿运动中，湖北咨议局起到了中坚的作用。

　　然而，令立宪派始料不及的是，清廷只是以立宪维系其统治，根本不可能容许影响其皇权专制，于是在1911年5月（辛亥四月）上演了一场皇族内阁丑剧，其垄断权力的意图暴露无疑。当时，各省咨议局代表正在兴高采烈地酝酿成立以发展民权、完成宪政为目的的宪友会，这一消息立刻激起了他们的愤慨，湖北咨议局又冲在了斗争的最前列。张国溶立即以各省咨议局联合会的名义起草了《咨议局联合会宣告全国书》，他与汤化龙一起率各省咨议局联合会的同仁多次呈文请都察院代奏，甚至“匐匍都门、积诚罄哀”，力言皇族与内阁在宪政上势不两立的道理。然而，清廷对此一概坚拒，严令请愿代表“即日归散”，汤化龙、张国溶等在无奈中“郁郁归鄂”。立宪派们尤其是湖北咨议局  的议员们于心不甘，辛亥五月各省咨议局联合会在湖北咨议局的促进下在京举行第二次会议，湖北咨议局派汤化龙、胡瑞霖等赴京，汤在赴京时下了最大的决心以争取形势好转，因此在他“自鄂入京，发汉口时，送行者达万人”，汤“演说至愤激，誓不获所求不止”，可见立宪派对此寄予了莫大希望。在京举行的各省咨议局联合会第二次会议上，汤化龙和胡瑞霖推倒皇族内阁的主张成为全会的共识和纲领，胡还提出了具体步骤，获得了一致赞成和通过。在汤、胡率领下，各省咨议局联合会向清廷递交了最后建言，然而却遭清廷拒绝。立宪派的梦想由此破灭，以汤化龙为代表的湖北咨议局议员们尤为悲愤，由绝望向革命方向转变，已隐然成为革命党人的同盟，他们设法保护被鄂督瑞徵查封的由革命党入主办的《大江报》就是这种转变的例证。

　　湖北咨议局是真心希望实现君主立宪政体的，并为此而成为国会请愿和推翻皇族内阁的先锋。以汤化龙为代表的议员们奔走呼号，然而却以惨败收场。可以说，从阶级属性、价值观念、性格兴趣、现实利益等各个方面，汤化龙他们本来都是与革命无缘的，他们推动立宪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出于对革命的恐惧和消弭革命的动机，他们误以为为清廷会真心推行君主立宪，这种反差必然会导致最终的失败。因此，议员们一旦识破清廷的真相，无奈之中只能转向革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清廷和立宪派都反对革命，一个为维护皇权专制而假戏假唱，一个为制度更新却要真戏真唱，双方同床异梦，立宪派的坚决顽强迫使清廷撕破假面具，最终加速引发了革命烈火。

　　三、湖北咨议局与湖北铁路风潮

　　在领导国会请愿运动的同时，湖北咨议局也领导着湖北铁路风潮，希望通过和平方式取消清廷借外债修筑粤汉、川汉两铁路的政策，夺回铁路的修筑权。咨议局成立后不久，清廷便宣布将筹借外债来修筑粤汉、川汉两条铁路。川、鄂、湘、粤四省绅民均表反对，纷纷要求铁路商办，湖北咨议局积极参加并领导了这次风潮。当时湖北咨议局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组织铁路协会，从政府手中争回筑路权。恰逢此时，湖北留日学生出于爱国激情公推张伯烈、夏道南回鄂运动各团体争回路权自办。这与咨协局的意图不谋而合，诸议员于张、夏抵达武昌的当晚就在咨议局召开特别欢迎大会。在会上，人人畅所欲言，爱国激情溢于言表，争相献计献策。议员刘赓藻倡议“各议员将所得薪金以九五助捐，即在办事处扣提，以作组织铁路协会经费”，并请张、夏两们代表草拟铁路协会章程，以便联合武汉一切团体，合力坚拒。这种勇当中流砥柱并且操作性强的主张当即获得通过，并由议长“推举刘赓藻、张国溶、夏寿康、汤化龙、魏寅宾等10人为铁路协会会员”。张国溶、吕逵先两议员还自愿担负起联合各团体的重任，并推举议员万昭度、金式度介绍张、夏两代表前往各团体作联合动员。并经全体议员决定，准备即刻电告清廷要求铁路商办。在咨议局推动下，筹备铁路协会和联合各团体的工作都进展顺利。同时，咨议局的义举在社会上也产生了广泛影响，在外地任官的鄂籍人士纷纷电函湖北咨议局表示全力支持，而省绅也联名函呈咨议局，“皆以拒借归商办为唯一主义”（《趣报》1909年10月2、4、5日）。在大好形势下，1909年11月5日，湖北咨议局全力筹备的湖北铁路协会正式成立。同年1 1月中旬铁路协会进行职员选举，前广西藩司刘心源当选为正会长，咨议局议员张国溶、万昭度、刘赓藻等多人也被推举担任要职，资议员议员们由此成为湖北铁路协会的中心和骨干洛议局成了湖北铁路风潮的急先锋和坚强有力的组织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