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的一个问题(3)

　　我国史学有两千年以上的悠久传统，典籍浩繁，汗牛充栋。这是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其中有许多优秀的东西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但是，这些史学著作绝大多数属于封建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为巩固和延续封建主义社会制度（特别是宗法制度）服务的。一向被奉为“正史”的二十四史，无不标榜继孔子修春秋之旨；而所谓“修春秋之旨”，用孟子的话来说，就是“春秋，天子之事也”。既然修史成为天子之事，所以史家一般都“专取关国家盛衰，系民生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司马光：《进书表》），作为自己撰述的主要内容。君王是中心，将相是主干，纪传因此成为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正史”的主要体裁。这就无怪乎后人要为之慨叹：“中土史籍，偏重政治，君臣事迹之外，皆属语焉不详。”（金毓□：《中国史学史》，第一八二页）再则，为了维护以君权为依归的宗法制度，封建史家又特别强调“史意”与“笔法”。所谓“史意”，就是“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而落脚点则在于“惩恶劝善”。所谓“笔法”，讲到底，无非是“褒贬”二字。即以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等封建纲常为规范，凡符合规范者褒，违背规范者贬。一部二十四史因此成为封建伦理的教科书。正如胡三省对《资治通鉴》所作的说明那样，“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事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通鉴注序》）在这种封建正统思想的支配下，历代史学家考虑得最多的是人物的臧否，而善恶、忠奸、正邪、是非等封建道德范畴则成为史学的最常用的价值标准。

　　到二十世纪初年，中国早期的资产阶级学者曾经想革新这种以帝王将相为中心、以扬善抑恶为职志的陈旧史学传统。章太炎曾主张通史首先应“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不必以褒贬人物、胪述事状为贵。所重专在典志，则心理、社会、宗教诸学，一切可以熔铸入之。”（《章太炎来简》，《新民丛报》第一三号）梁启超在反对封建正统观时，也曾指出：“故泰西之良史，皆以叙述一国国民系统之所由来，及其发达进步盛衰兴亡之原因结果为主，诚以民有统而君无统也。籍曰君而有统也，则不过一家之谱牒，一人之传记，而非可以冒全史之名，而安劳史家之哓哓争论也。”（《论正统》，《新民丛报》第一一号）他们都想把史学视野从个人转向群体，从伦理转向社会。然而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和辛亥革命的失败，他们反对封建旧史学和建立适合于本阶级的新史学的种种努力，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效果。在旧中国，除极少数颇有成就的资产阶级学者以外，占支配地位的史学思想仍然与封建史学传统难分难舍，西方近代的哲学思辨和实证方法对中国史学的影响并不十分显著。

　　解放后，我们在用马克思主义改造旧史学的过程中，比较着力于批判买办资产阶级的史学观点和实用主义的方法论，而明显地忽略了肃清年长日久的封建史学传统的消极影响。为了发展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批判资产阶级史学当然是非常必要的。但必须正视这一现实：资产阶级史学在中国的流传，毕竟不过半个世纪，并且始终未能形成独立的完整体系；封建史学则延续二千余年之久，根深蒂固，顽梗不化，其影响更为深远。批判封建史学的严重任务，资产阶级没有也不可能完成，必须由我们担当起来。三十年以来，我们虽然作过一些批判，但多半局限于“大破王朝体系”或抨击“为考据而考据”，并没有集中力量从根本上批判那些影响最广而又危害最大的封建史学思想。因此，在以往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过程中，以个别人物为中心，以正统观念为权衡，以对领袖的亲疏向背为褒贬依据，片面地以道德作为衡量历史人物一切活动的根本标准，把史学硬当成《劝世良言》之类劝人改恶从善的宣传品等等毛病，可以说是屡见不鲜。有的论著甚至不惜掩盖或歪曲历史，为亲者讳，为尊者讳，却美其名曰维护辛亥革命的旗帜。这样的人物评价，散发出封建宗法思想的陈腐气息，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没有任何相同之处。

　　应当指出，封建史学传统的这种影响长时期没有得到肃清，是和“左”的思想的干扰密切相关的。

　　“左”的思想对于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干扰，主要表现为在所谓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口号下，对资产阶级只有“批判”，没有分析，结果使得封建史学残渣在马克思主义的辞句装饰下重新泛起。于是经济、文化以至整个社会状况几乎都被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偏重政治，君臣事迹之外，皆属语焉不详”的影响比较严重，最流行的论著大多是关于人物的评述，而且历史人物每每被视为现实人物的影子。一些从对历史人物的认真研究中提出的比较客观的评价，往往被目为资产阶级或修正主义观点。每逢党的“双百”方针得到贯彻，人们也就很自然地首先去给一些比较持平的人物评价观点“落实政策”，因而呈现出来的还是人物研究显得特别“热闹”。可是一旦“左”的思想卷土重来，人物评价的争鸣也就很快停止了。特别是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左”的思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与此同时，封建史学的流毒也空前泛滥起来。“左”的思想干扰和封建史学传统合流，在这期间表现得尤其突出。从中不难看到，为了一时的政治需要而不讲科学分析，把庄严的历史科学降为政治的仆从；按照主观设定的框框套用到一切历史人物身上，把他们简单地划分为正、反两类，加以绝对的褒贬，这就是“左”的思想同封建史学影响相通的地方。“四人帮”影射史学的淫威所及，一部辛亥革命史就被歪曲为所谓的路线斗争史。在“三突出”的原则下，整整一代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几几乎就剩下了一个被“四人帮”钦定为“法家”的章太炎，就连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孙中山先生，也被江青咒骂为“牛鬼蛇神”。在对资产阶级“立足于批”的口号下，辛亥革命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历史上所立下的丰功伟绩被一笔抹杀了。极“左”思想和封建史学结合肆虐十年，就使得辛亥革命史学园地变成了一片荒芜。今天，这些虽然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但是，彻底解除“左”的思想的禁锢，仍须付出很大的努力。有些同志至今对“左”的思想影响还是余悸未消或是余毒未清。在人物的研究中有时不免首先考虑自己研究的对象是否可能会成为现实政治的某个疑似物。研究某些领袖人物的局限性，唯恐有损“革命英雄形象”；而对于象汪精卫、胡汉民之类人物在《民报》工作中可以肯定的地方又不敢给予明确的肯定，唯恐被怀疑“为汉奸、右派争历史地位”。

　　正因为有上述这些原因，辛亥革命史研究至今还远远不能令人满意，研究的路子显得比较狭窄，视野也显得比较局促，一般化的空泛论著较多，而深入、扎实、有见地的论著较少。为了适应祖国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前进的步伐，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和整个史学一样，也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继续解放思想，拨乱反正，首先要与陈腐的封建史学糟粕彻底决裂，同时要大力肃清“左”的思想的影响，使史学真正走上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的轨道，得到繁荣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