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与中韩文化交流(3)

　　金泽荣毕竟是诗人，诗歌创作乃是他的生活主体与最大欢悦。从1911年开始，他先后出版了《沧江稿》（十四卷，诗稿四卷，文稿十卷，1911年翰墨林书局铅印本，线装六册）、《韶＠⑦堂集》（十五卷，附刊一卷，收诗1041首，文463篇，1911年翰墨林书局铅印本，线装七册）、《韶＠⑦堂续集》（三卷，1919年翰墨林书局铅印本，线装一册）、《精刊韶＠⑦堂集》（内有诗集定本六卷，文集定本卷数不详，1920年翰墨林书局铅印本，线装四册）、《韶＠⑦堂集补》（九卷，附编二卷，1920年翰墨林书局铅印本）、《韶＠⑦堂集精》（十二卷，线装四册）、《合刊韶＠⑦堂集》（十五卷，目录二卷，民国年间翰墨林书局铅印本，线装八册）、《韶＠⑦堂全集补遗》（二卷，南通崔竟成选，1925年翰墨林印书局铅印本，线装一册）、《韩国金沧江集选》（二卷，山阴李祯选，民国年间翰墨林印书局铅印本，线装一册）。张謇是金泽荣诗的知音，他在《朝鲜金沧江云山韶＠⑦堂集序》中感慨说：“朝鲜东南北介日本、俄罗斯，崎岖其间。其人独慎固风气，谨事大之礼，而不骤迁于异说。私尝窃论：鲁秉礼而后亡，朝鲜庶几其犹有＠⑧＠⑧之风。曾不几年，役于其国，观乎其政教与其士大夫，乃若举先王之遗，壹切芟夷而陵替之，弦诵如也。周辙东而王道衰，聘问歌犹行于列国。其贤者于是征存亡，辨得失，而不肖者犹不敢有野心以肆于恶。至一变为游说倾＠⑨之徒，日以捭阖纵横论构馅诸侯王，而天下弊矣。兹其可不为长虑却顾太息者与！晋山金沧江能为诗，隐山泽间，与之言，ｔｕí＠⑩然君子也。观其业，渊思而ｊｉé＠(11)趣，踵古而冥追。世纷纭趋于彼矣，沧江独抗志于空虚无人之区，穷精而不懈，自非所谓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者乎！道寄于文词，而隆者时命，沧江其必终无悔也，故为之所感以序其诗。”（注：此序已收入《张季子九录·文录》，系作于宣统元年(1909)，即金氏诗集正式出版之前。）沧江属于当时韩国老辈士大夫，受儒学濡染甚深，且恪守传统纲常伦理，其诗自然是言志载道，以忧国忧民之作居多。也正因为如此，他与张謇的诗歌唱和往往是一拍即合，融洽无间。譬如南通有曹公亭，系为纪念当地抗倭名将曹顶而建。张謇曾咏诗赞之：“人亦孰无死，男子要自见。曹生磊落人，无畏赴公战。鲸牙白草纤，马革黄金贱。荒原三百年，突兀一亭建。田父何所知，亦说单家店。”[5]金泽荣在1922年亦曾作《曹公亭歌》，诗云：“往者万历倭寇东，韩臣有李忠武公（李忠武公名舜臣，与倭数十战于海上皆胜，杀数万人，《明史》误作李舜）。奇韬妙略似神鬼，杀倭满海波涛红。当时倭儿患虐疾，背书其名胜药功。三百年后汉江竭，修罗蚀月凶肠充。使我奔伏淮之侧，白头欲举羞苍穹。奈何今日中州彦，ｑú＠(12)ｃｈú＠(13)之病颇相同。慨然共思曹壮士，沫血击贼卫南通。奇功垂成身径殒，愤气化为青色虹。叱工筑亭安厥像，横刀立马生长风。请君且揽新亭涕，与我赊酒向新丰。一杯酹我李兵仙，一杯酹君曹鬼雄。巫阳与招魂气返，＠(14)光剑色摩虚空。雷鼓鼓动两国气，人间何代无勇忠。”[6]诗人虽已年逾古稀，但仍满怀爱国豪情，呼唤韩中两国人民联合起来，发扬以李舜臣、曹顶为代表的抗击外侮的光荣传统，共同反抗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

　　但是，金泽荣并未完全生活于陈旧的故国之思，或者沉溺于历史故纸堆中。他不仅关心韩国民族解放斗争的现实，而且思想也在随着时代不断有所前进。在他来到南通的第6年，武昌起义突然爆发，各地革命军民纷纷响应，南通也继上海之后宣告光复。金泽荣并未伤感于素所崇奉的君主政体的消亡，反而为中国共和制度的建立欢欣鼓舞。曾作《感中国义兵事五首》，其中有“武昌城里一声雷，倏忽层阴荡八垓。三百年间天帝醉，可怜人日始醒来”。“箕域地灵应愧死，寥寥仅只产安生”（注：《韶＠⑦堂集精》诗集定本，辛亥稿。箕域指朝鲜，安生指1909年在哈尔滨火车站刺杀伊藤博文的韩国爱国志士安重根。）。他和张謇一样，在政治思想上都大体上经历了君主、君主立宪、共和三个阶段，因而都以积极的态度迎接了民主共和制度的到来，尽管他们对民主真谛的认识仍然是有限的。张謇在辛亥(1911)年11月13日日记上写道：“临时政府成立，是日改用阳历，适元年正月一日。至江宁”。第二天就接受临时政府实业总长的职务。1912年1月19日（阴历为辛亥十二月一日）又提前写春节对联：“民时夏正月，国际汉元年”。“晋以武兴虞不腊，周于农用夏之时”（注：以上记述均见《柳西草堂日记》相关诸日。）。金泽荣则在民国肇建之后立即申请加入中国国籍，自认为加入“中国新民”行列，对刚刚诞生的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寄予厚望。但其著述署名仍多冠以“韩国遗民”、“朝侨”、“韩产”、“韩客”，以示永远不忘故国。朝鲜爱国志士在上海法租界组织临时政府，他立即代为拟《陈情表》，把韩中关系比喻为“为瓜为葛，为唇为齿”，希望中国政府大力支持朝鲜民族解放斗争。他与国内的爱国志士也常有联络，在衰暮之年仍然尽心尽力为光复故国而呼号。泽荣在南通旅居22年，与张謇情趣相投私交甚笃，常相携徜徉山水，春秋雅集，岁暮消寒，因此咏景抒情的诗文唱和也甚多。如民国五六年期间，张謇曾作《沧江示所和诗复有赠》：“爱客攻吾短，论诗数尔强。时时惊破的，炯炯达升堂。蜡屐吟山出，蜗庐借树藏（沧江寓庐名借树）。众人怜寓卫，后世有知扬。”据曾见过泽荣者的回忆，其人“面貌清癯，须髯修美，一望而知为有道之士”，“或戴朝鲜纱筒帽，身着朝鲜长服”（注：万跃西、陈修定、陈曙亭等老人口述。），“首缠纱巾，深衣款步……古味盎然”。读张謇的诗，一个真率而洒脱的韩国诗翁仿佛就在我们的眼前。民国八年(1919)，张謇又有《沧江翁今年七十，不以生日告人，八月一日为延客觞翁于观万流亭，赋诗为寿，属客与翁和之》：“六十七十翁发皤，旧运新运天旋螺。《春秋》惟有乱可纪（指翁作《韩史》），忧乐合以诗相摩。看花老辈应逾共，载酒佳时莫厌多。槛外朝来云物好，从容等视万流过。东北浮云屡变更，秋风落日汉阳城。南坛幕府萦吾梦，左列词曹系子情。一局烂柯嗤对奕，几时得尽话长生。引年送日须歌舞，准备缠头听玉笙。”感时怀旧，人生苦短，昔日豪情不再，惟有以诗酒歌舞自相慰藉，这大体上可以看作张、金等诗友休闲生活的写照。张謇与金泽荣唱和的诗作甚多，收于《张季子九录·诗录》系年最后的一首，是大约写于1924年的《视沧江病》。此时泽荣已74岁，张謇也有71岁。诗云：“闻病抛诗叟，来探借树亭。填栖书锸被，烧＠(15)ｄｕò＠(16)连扃。扶掖怜参术，荒寒满户庭。余年犹兀兀，史笔耿丹青。”对贫病交加的沧江极表同情，并且盛赞他在衰暮之年仍能秉笔直书朝鲜历史。

　　张謇也始终未能忘怀远在朝鲜的那些诗友知己。当接到金允植逝世消息时，他立即写《朝鲜金居士讣至，年八十七矣，哀而歌之》长诗一首：“破晓飞来尺一纸，开缄叹嗟泪盈眦。朝鲜遗民老判书，生已无家国俱死。国何以死今匪今，主孱臣偷民怨深。强邻涎攫庇无所，昔尝语公公沈吟。自是别公四十载（癸未与公别），东海风云变光怪。居州独如宋王何，楚人甘受张仪绐。一窜投荒不复还，国社夷墟犹负罪。李家兴废殊等闲，河山辱没箕封贤。白发残生虏所假，赤心灰死天应怜。噫吁兮！朝鲜国，平壤城，李完用不死，安重根不生，运命如此非人争。居士低头惟诵经，诵经之声动鬼神。后生拔剑走如水，亡秦三户岂徒然，从会九京良有以。公胡遽化九京尘，淬患缠绕八十春。回忆南坛驻军日，肠断花开洞里人（花开洞，居士昔居处）。”情深意挚，沉痛感人。

　　三

　　由上可见，张謇的朝鲜情结堪称伴随终身，他数十年如一日关心朝鲜的命运，热爱朝鲜的传统文化，并且与朝鲜的爱国文士心心相印，同时也为中韩文化交流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其所以如此，首先是由于中朝两国在近代都曾经处于相近似的历史命运。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很快就在所谓“脱亚论”的误导下，走上效仿西方列强的军国主义道路，打着大亚洲主义的旗帜疯狂侵略亚洲邻国，而首当其冲的便是同处于东北亚的朝鲜与中国。中国是日本的主要侵略对象，朝鲜则是其侵华的主要跳板。金泽荣在为朝鲜临时政府草拟《陈情表》所说的“为瓜为葛，为唇为齿”，表达的就是这种历史形成的共识。因此，中韩之间具有历史形成的亲和感，其近代文化交流不仅具有更多的共同语言，而且具有更为深沉的感情交流与理念沟通，而这种文化交流又与共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的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紧密相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