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辛亥革命在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意义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腐朽统治，结束了延续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实现了国家政治制度由封建专制向现代民主政治的历史转变。辛亥革命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最高峰，也是开启了中国早期政治现代化的闸门。

　　一、辛亥革命的爆发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性

　　明清以后，封建专制制度所孽生的暴政、压迫、贪污、腐败、封闭、保守，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个社会能否爆发革命，不取决于革命者自身，而是取决于旧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当旧的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而又不思变革时，革命必然要爆发。像中国这样旧的生产关系极为顽固，严重束缚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只有在封建帝制的废墟上建立起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民主共和制度，才能满足现代化的要求。

　　从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爆发前，中困现代化的意识与实践已有半个多世纪的积累。从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李鸿章、曾围藩的洋务运动再到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变法，无数仁人志士历尽艰难探索着中围的现代化之路，但是却迭遇挫折，屡遭失败。

　　中国的现代化在发展上看是经历了一个从被动到主动的过程；从实现的主体上看，既有封建统治阶级又有新兴的资产阶级；从模式上看，以西方文明为蓝本；从路径上看，经历了“器物一制度一文化”变革的三部曲。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到洋务运动的“中体西用”的现代化发展观，再到“实业救国”、“教育救困”等现代化发展战略，都认为现代化的目的是为了“制夷”，为了“制夷”而不得不将代表现代科技文化的“西学”纳入丰富、提高自我的文化视野中，这种现代化的模式具有明显的被动性，应急性、表面性特征，事实上都将现代化的内容简单化为单纯的国家工业化，作为器物现代化发展基础的社会制度的现代化就始终被置于现代化进程之外，从而必然地导致了器物现代化进程的失败。从中法战争的失败到中日甲午战争的更大失败，标志着“中体西用”的理论和洋务运动彻底破产，使人们逐渐看清了兴办“洋务”并非自强之道，而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它不能使死守祖宗成法的清朝政治统治有任何实质性的进步。作为器物现代化发展基础的社会制度的现代化就始终被置于现代化进程之外，从而必然地导致了器物现代化进程的失败。中国之弱势在制度。于是中国的现代化迈入了制度现代化，康梁等人一腔热血自上而下进行了政治改良。遗憾的是本有机会给中国带来转机的改良，在西太后等顽固派手中演绎成排除异己的宫廷斗争，最后103天的变法运动以六君子血洒京华宣告结束。正如美围学者罗兹曼在研究中困早期现代化挫折后所指出：“困家最高领导本来可以力挽狂澜，扭转政治各方面衰败的。但清政府统治者却没有试图充分利用围家手中的现有资本，给自己发展出强大而有活力的政治机构来获取王朝或全民的目标。他们失去了这种本事。晚清统治者在危机面前满腹疑虑，犹豫不决，穷于应付，在现代化方面实在谈不上有助于任何问题的解决”。究其失败的原因在于这些现代化运动，在道路选择上存在着改良主义的道路选择主流倾向，幻想在不触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体系的前提下，通过平缓渐进地推进一条与旧制度体系不发生剧烈冲突的、现代化发展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体系并行的现代化道路。然而，中国现代化的真正危机就是遏制现代化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体系。因此，在传统政治体系内进行变革的努力徒劳无益，革命的爆发是历史的必然。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孙中山、黄兴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始走上了政治舞台。他们从戊戌维新的失败中认识到，要改变专制政府，不完全打倒目前极其腐败的统治，只是靠自上而下的改革是行不通的。只有通过暴力手段推翻君主制度实行民主立宪制度，才能够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

　　一、辛亥革命在中国政治现代化发展道路上的意义

　　（一）辛亥革命用暴力推翻了清政府的专制统治，为中国政治现代化扫清了道路

　　世界上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困家经验表明，要实现现代化，不可缺少的一个条件是要有一个强势政府，时刻站在时代前头，敏锐把握世界发展方向，并通过自身的不断完善，带领全体国民走向现代化。但是，中国的晚清政府却是一个权威日益丧尽的弱势政府，它不仅无能解除国家的危难，甚至还与外来侵略者勾结镇压本国人民的正义斗争。辛亥革命抛弃了改良主义的传统政治体系内改变道路，开始采用激进的、暴力的打破传统的体系外革命方式。走出了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革命的体制循环，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革命的内容上融入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及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概念的共和革命。  

　　（二）实现了困家政权由传统封建政治制度向民主政治制度的转变

　　中华民国成立，宣告了封建专制统治的结束，迈出了中国的政治从专制向民主转化的熏要一步，为中围政治现代化开创了一个新的阶段。辛亥革命在民主政治制度方面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

　　1．政体建构。辛亥革命后，在如何建构资产阶级政体方面，孙中山使国家政体从专制集权向现代化的政治体制进行了重要的转变。他大胆引进西方“三权分立”政治理论，并结合中国国情，以西方“三权分立”政治理论为基础，确立了“五权分立”原则，因袭了西方的现代制度的基础上，针对我国国情进行了创新。他认为，资产阶级国家的三权分立并不是尽善尽美的，还存在许多缺陷。因此，他吸收了西方三权分立学说的基本精神，注意权利之间的相互制衡和限制个人专权，提出将三权扩展为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监察权和考试权五权分立，在这种权力分立基础上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围政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