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康梁不同政治景遇之性格分析(2)

辛亥革命网 2011-03-24 00:00 来源:求索 作者:黄跃红 王明德 查看:

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网,辛亥革命百年纪念,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康有为梁启超该何去何从,他们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根据国内急遽变化的形势,康、梁立即制定出“和袁,尉革,逼满服

  如果说康有为在海外流亡时期打出保皇和君主立宪的旗帜还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尚能争取广大华侨的支持,即使与革命派论战,也易得到人们的谅解,那么进入民国以后,仍念念不忘君主,不忘清室,不忘复辟,坚持认为政治制度的变迁循序而进,即先君主专制,再君主立宪,最后才是民主共和,笃信在专制政体的废墟上立即建立共和制度必然后患无穷的观点,甚至以虚君共和对抗民主共和,就显得与现实格格不入,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从而也就难于取得人们的同情和理解,甚至被历史无情地抛弃,梁启超与其反目,反衬了康与时代的巨大反差。康有为的晚年悲剧也许就在于知变不变,故步自封,拒绝正视现实,以不变应万变。梁启超与其师最大的不同乃在于知变而变,当变则变,因时而变,弃旧图新,跟上时代。变与不变的哲学在师弟两人身上演出了两幕悲喜剧。二凝质与流质之间康有为在写给梁启超的信中曾说到他们两人的个性特点:“总而言之,汝真一极流之质,吾一凝质,望汝后勿再流而已”。戊戌时期,康有为之弟康广仁在写给何易一的信中也说到他兄长和梁启超的个性:“伯兄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此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衢塞苍,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弟私窃深忧之”。又说兄长“思高而性执,拘文而牵义,不能破绝藩篱”。“伯兄思虽高妙,而办事拘文牵义,而志又太高大,恐推行多阻”。说梁启超“熙熙可人,行事如婴孺,性多流质,将奈何?”。对于两人的性格差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也有精辟概括:

  “有为之为人也,万事纯任主现,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竞蔑记,或必欲强之以从我。其在事业上也有然,其在学问上也亦有然:其所以自成家数崛起一时者以此,其所以不能立健实之基劝者亦以此。”

  “启超与康有为最相反之一点,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其应事也有然,其治学也亦有然。有为尝言:‘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启超不然,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故有为之学,在今日可以定论;启超之学,则未能定论。然启超以太无成见之故,往往循物而夺其所守,其创造力不逮有为,殆可断言矣。‘启超学问欲’极炽。其所嗜之种类亦繁杂,每治一业,则沉溺焉,集中精力,尽抛其他;历若干时日,移于他业,则又抛其所治者,以集中精力故,故常有所得:以移时而抛故,故入焉而不深。”

  凝质者,不变之谓也,具体表现为执着、强毅、主观、自信、自负,有成见、拘文牵义、不为流俗所动等性格特点:流质者,善变之谓也,常与多变、多欲、机智、随和、无成见、不能持之以恒等性格特征相联系。“凝质与流质”相反相成,对比鲜明,构成了康、梁二人性格的显著特征。辛亥革命后两人的不同政治景遇最明显地反映出两人的性格差异。

  康的太有成见、故步自封和不善变等性格特点使他不能顺应时代潮流的变化,视现实而不顾,盲目坚持通三统、张三世的社会进化观,笃信“嘘君共和”的政治理想,以至背时而动,做出复辟清室的错误举动。梁启超在《公祭康南海先生文》中曾提到乃师参与复辟之事:“复辟之役,世多以此为师诟病,虽我小子,亦不敢曲从而漫应,虽然丈夫立身,各有本末,师之所以自处者,其日不得其正,思报先帝之知于地下,则于吾君子而行吾义,栖燕不以人去辞巢,贞松不以岁寒改性,宁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毅然行吾心之所以自靖,斯正吾师之所以大过人处,拟亦人死之所攸托命,任少年之喜谤,今盖棺而论定。”。梁的话既有对乃师的婉转批评,又指出了乃师的性格特点。且不说政治立场如何,仅就个人操守而言,甘当“牺燕”或“贞松”,宁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毅然”行吾心之所以自靖”,也算是忠肝烈胆的大丈夫。康有为行事立身执着强毅,前后一致,重感情不重现实,甚至蔑视现实,具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豪迈气概,“知不可为而为之”韵倔强精神。可以说,具备这种精神品格的人,要么立于时代之前,开创时代之先风,成为开创新局的领袖:要么逆时代潮流而动,宁冒天下之大不韪,成为“拉车屁股向后”的好手。而这两种情况都在康有为身上得到体现。

  梁启超的善变性格特点使他在辛亥革命后的复杂政治形势里能够审时度势,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并在某些关键历史时刻做出了重要贡献,表现出一种与时俱进的政治智慧。民国初年,他曾一度与袁世凯合作,但当袁世凯阴谋称帝时,是他第一个勇敢地站出来,谴责窃国大盗的罪行,随即与他的学生蔡锷一起,发动护国倒袁运动,成为当之无愧的再造共和的英雄。袁世凯死后,又发生张勋复辟事件。梁启超说动段棋瑞举行“马厂誓师”,结束了复辟闹剧,成为三造共和的功臣。梁启超一生波澜起伏、多姿多彩,近代外交家黄遵宪称他为“七十二变的孙猴子”。梁的多变性格表现在政治生活上,至少有十次大的立场转变。其中既有顺应时代潮流的因时而变,如反袁护国、反张勋复辟等:又有逆势而动的不智之变,如与革命派论战、1912年依附袁世凯、1917年拥段反对护法运动:还有应时而变但跟不上前进步伐的转变,如主张虚君共和、1918年反段等:表现在人际关系上,既有拥袁反袁之举,又有拥段反段之变,对于乃师康有为,也常在分合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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