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康梁不同政治景遇之性格分析(3)

　　由此可见，梁启超的人生是多变的人生，但他的多变不是反复无常，不是朝秦暮楚，不是没有原则，只要“大丈夫行事磊磊落落，行吾心之所志，必求至而后已焉”，“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虽说梁启超一生数变，但他始终坚定三个不变的追求，那就是他的爱国之心不变、立宪之志不变和新民之梦不变。至此，我们不难理解，梁启超可以对旧王朝藕断丝连，然矢志不渝的是他的立宪梦，于是他顺应民国大势：他还可以隐忍下戊戌旧怨，“倾心待袁甘作婢”，然而矢志不渝的仍是他的立宪梦。当然为了立宪梦，梁启超毅然树起反袁的旗帜，‘敢为天下先”，展现其磊磊落落、志在救国的大丈夫风范和血性热肠又俊伟坚卓的人格。蔡锷就曾回忆：“帝制议兴，九字悔盲。吾师新会先生居虎口中，直道危言，大声疾呼，于是以死之人心乃振荡而昭苏。先生所言，全国人人所欲言，全国人人所不敢言，抑非先生言之，固不足于动天下也。”

　　熟悉康有为的人认为康氏是一位平易近人，古道热肠，以诚待人，前后一致，除非万不得已，不用任何手段的人。他重感情，不重现实，平常不发脾气。同时代人胡思敬在《康有为构乱始末》中曾描绘：康有为颀身修髯，目光炯炯射人。始学经生，继治名法，末乃变为纵横。见人长揖大笑，叩姓名毕，次询何郡邑，物产几何，里中长老豪杰，必再三研诘，取西洋铅笔，一一录其名，储夹袋中。可见，康有为并非那种高傲自负、盛气凌人、难于接近的人。相反，梁启超的外表倒给人一种威严之气，他的严肃神情看起来不像康有为那样容易亲近。他重视现实，有点投机主义，也懂得运用手段。但两人性格的复杂性还在于：康的谦和外表掩饰不了个性中的强悍一面，而梁的严肃之气中则不乏平易近人。这可以从他们两人对待子女教育问题的不同态度中得到一些说明。梁启超认为生物学是“现代最进步的自然科学，而且为哲学社会学之主要基础”，曾希望二女儿思庄做一个先登者选学生物，但只因思庄缺乏兴趣而最终放弃。对于女儿的选择，梁启超不但不责怪，反而加以肯定：“凡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往往事半功倍”。正是由于梁能够如此体贴和尊重子女，精心雕塑而不着痕迹，所以梁之儿女个个是他心中的“宝贝”，而他们人人成才，“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由此足见梁氏的平易和气度。与梁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康有为对子女的严厉。据草堂弟子卢湘父回忆说，康有为曾把女儿同复送到他那里受教，并言：“此女甚钝，幼时尝教以数目字，至数遍尚不能记，余即厌恶之”。而一次，康叫儿子同凝学游泳，同凝不肯，被康一脚踢下楼梯，腿上划出一道血口，留下的疤痕至老都没有消失。以康氏眼界之高，便只能教天才而不能教常儿。卢氏还对乃师改革幼学、拟新编蒙学书的计划评论说：“盖先生天分太高，视事太易，不能为低能儿童之设想”，故在教学实践中无法应用。这与康所教万木草堂生徒“皆一时之秀”有关，而不知中人以下者读书的甘苦。由此也可知康有为的强悍和自负。

　　在总结戊戌变法失败原因时，已有不少学者认为维新派领袖人物个性特点方面所存在的问题是导致变法失败的重要因素。正如所论，改革家固然需要勇气和胆略，需要自信和强毅，需要一往无前的精神，需要思想上的前瞻性和周延性，但仅有这些还不够，他还需要有缜密周到的筹划，冷静客观的分析，理智明睿的作派；需要不慌不忙，从容行事；还需要善于妥协和迂回，会计较成败，会左顾右盼，会寻找同盟者。但康有为作为维新领袖却缺少这些品格。还有论者认为康有为具有“似天下为己任”的王者之气，这种王气隐含着不许他人任天下的霸气和轻视“群氓”的个人英雄气。这三气又助长了他的骄气、虚气和躁气，而诸气的综合作用，酿成了康有为领导变法运动失败的个性因素。戊戌政变后，他流亡海外十六年，环大地三周，行六十万里，游三十一国，足迹遍四洲。十六年颠沛流离，绝域穷愁，凄惶万状，依然壮志不改。痛哭秦廷，庚子勤王，保皇救上，立宪救国，屡败而屡起，欲挫而欲奋，知不可为而欲为，由此足见其信念之坚定，意志之强毅，理想之宏远，热诚之深厚，胆气之雄伟。民国以后，又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知不可为而为之，逆潮流而动，助张勋复辟，以至举国哗怪非笑，而他却不以为非，不为自醒。由此也足见其性格之倔强，行事之执着。难怪弟子梁启超、陆乃翔、陆敦睽等在为康有为作传时都一致认为乃师是“最富于自信力之人”，“其所执主义，无论何人，不能动摇之。”

　　凝质与流质，不变与多变，强悍与平易，自信与随和，执着与灵活，果断与冷静，重感情与重现实，前后一致与适时变通等，都应是领袖人物所应具备的心理品质。康、梁的性格特点相反相成，相克相生，互为补充。诚然，康有为的冒险好动、刚健果决、横厉无前、最富于自信力、不为流俗所动等性格是他得以发动和领导维新变法运动的可贵品质。那么，梁启超的机智善变、冷静现实、平易近人、敢为天下先等性格特点对于领导一场全面的变革运动同样重要。康有为的刚健性格有利于大刀阔斧开创新事业，梁启超的柔和善变则对事业的不断发展发挥着特殊的作用。两者若能各用所长，相得益彰，必然有助于推进维新事业的发展。但令人遗憾的是两人性格的互补性没有得以发挥，以至于影响了维新事业的发展和自己的政治景遇。

　　人各异心，识之或不无短长，在康有为梁启超的性格中，还有许多看似矛盾的地方。如梁启超所说，康是进步主义者，但同时又是富于保守性质的人，他爱质最重，恋旧最切……笃于故旧，厚于乡情。其外貌似激进派，其精神实渐进派。陆乃翔等人也说，康“目空群圣，扫尽古今藩篱，排除世宙障碍，六通四辟，自在游行，宜极通脱矣。乃为人行事，又若极拘庸焉：事亲则孝，事君则忠；族姻则亲，师友则笃，执礼抱义，持之极严，守之极毅，不挠不改，有丝毫不肯少迁就者”。也许这正是真实的康有为。梁启超自己又何尝不是矛盾重重呢？梁是现实主义者，但同时又是理想主义者；他爱欲极炽，用情最专；流质善变以顺时势，人家说他是阴谋家，然“任公为人最和蔼可爱，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真是恰如其反。

　　事实表明，性格对人的一生事业之成败得失有直接影响，同时历史的进程也常常打上领袖人物的性格烙印。那些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领袖人物的性格，虽是一种“偶然因素”，但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历史发展的进程，而在这历史进程中其命运或喜或悲早有定数。在风云际会半新半旧的过渡时代，时与境在变，凝质不变者，不能顺应时代的潮流，勿宁流质善变以顺时势。当然，我们又必须看到，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根本没有改变的基本国情下，尽管康梁师弟一生永葆着救世爱国的才情、理想、志气、雄心与野心，却无力扭转其政治的悲剧命运。康有为梁启超曾走进中国政治核心，竟换来“一腔热血千行泪”：梁启超甚至两度入阁，结果“作官实易损人格”，“终非安身立命之所”。这种不堪的结局似乎无须预言，却在两个性格迥然不同的师弟身上演绎着境界有别的人生。康有为泥古拒变，终于过早地交出历史的接力棒：而梁启超却总能以一股救世的毅力和挥之不去的政治浪漫，一手执笔、一手仗剑，为四万万人争国格，“再造共和”。任公先生一生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独在他迎接新世纪，开出新激流，撼动全国人心，达成历史上中国社会应有之一段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