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历史与文化研究辛亥革命期间列强对东北的(3)

　　社会上层及其控制的最广泛的舆论对占领北满、彻底解决北满问题充满热情。但俄国政府并不打算利用这种狂热，尽管它内心亦躁动着扩张的血液。辛亥革命爆发不久，俄国驻伦敦大使本肯多夫在致俄国代办外交大臣尼拉托夫的函电中，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在满洲，我们最好表现得由于日本已经动手，而我们不得不跟着采取行动。在此种情况下，人们就会看清楚，我们应该采取行动，对此，任何人不可能也不会提出异议。”尼拉拉托夫对此给予赞许。不久，尼拉托夫指示驻东京代办勃罗涅夫斯基：“帝国政府讨论了远东目前形势，认为．对中国事变必须与日本政府一致行动，切勿主动出兵…另外，对于满洲，已决定采取与日本对等的步骤，以加强俄国在满洲的地位；一旦日本在满洲问题方面采取行动，即着手解决该问题。”这就是说，只有日本率先武装吞并南满，或者在征得日本的同意下，两国采取一致的瓜分行动，俄国才会寻求满洲问题的“根本解决”，即“吞并北满”；否则，俄国对于北满，只能执行“强硬政策”来代替“吞并政策”，尽量不让自己的行动“具有过分和示威性质”，使自己不致深陷满洲的泥潭里。

　　这一时期，俄国对于满洲问题之所以表现得如此克制，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历史教训。俄国政府对第一次远东冒险的后果记忆犹新，那次不理智的行为让俄国“丧失了在满洲经营的伟大事业的一半”。因此，对于实施另一次新的冒险时应有所考虑。这其中，日本的态度是最应该值得“尊重”的；其二，俄国的根本利益在欧洲。俄国想在远东扩张的思想，从来没有赢得大部分俄国公众的真正拥护。一直以来，远东更多的是仅仅受到个人或派系的关心，而俄国政府却无法希望取得类似英国或德国在进行这类帝国殖民活动时所能得到的民众的大力赞成，只有近东的巴尔干地区才大大激起全俄国人的热情。

　　辛亥革命最初阶段，俄国人暂时仍只限于在北满的“特殊利益范围”内执行“强硬政策”。这一时期，俄国利用中东铁路加强对北满的渗透。自中东路运营以来，铁路公司在财务上一直处于亏损状态。可以这样说，单以短期的经济利益论，俄国政府是得不偿失的，以至于在1908年，政府内部传出转让中东路给美国的消息。但是，中东铁路的潜在价值岂能从财务账本上可以反映出来。俄国人深谙此道。将中东铁路沿线纳入俄国行政体系一直是沙皇政府的梦想。为了这一目标，一直以来，俄国通过与清政府所定明文条约，或稍加曲解，以中东路为向导，加强对北满的经济掠夺和政治控制。到辛亥革命前夕，俄国实际上已经取得了对中东路沿线的行政控制权，但它希望更进一步，试图以条约的形式获得对中东路沿线法理上的控制。1911年11月，俄国外交大臣尼拉托夫请求它的伙伴法国承认中东铁路公司有权在自己的土地上设立市政机关和征收赋税，并要求法国同意日后与其他列强一起放弃在中东路地区的治外法权。法国为了自身的侵略利益，没有立即做出承诺。但俄国要求将中东沿线纳入俄国行政系统体系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

　　与此同时，俄国极力鼓动日本，建议两国共同采取军事行动，占领中东路和南满路沿线及其附近地区。11月初，尼拉托夫电令驻日公使向日方表示：俄国愿意与日本一道“着手解决满洲问题，只要日本人在这方面起带头作用”。由于日本没有给予积极回应，俄国只得作罢。进入1912年，清帝退位，袁世凯授命组织民国政府，这就向列强提出了承认此新政府的问题。沙皇政府并不认为袁世凯是俄国利益的代表者，但这确实是俄国政府乘机渔利，利用承认问题进行敲诈的好机会。俄国人认为，俄国对袁世凯和民国政府非常重要，它是中国的邻国，在中国有远比其他国家重要的政治利益，尤其在北满更是如此。因此，俄国应利用目前这一特别有利的时机，利用袁世凯对俄国的期待，通过外交途径获得解决满洲问题的最好办法。这样，就不会产生因为武力解决北满问题而引起的在其他外交范围内的麻烦，也不会产生更严重的后果。基于这样一种外交理念，俄国沙皇政府向袁世凯政府就解决满洲问题提出以下要求，作为承认袁世凯政府的必要条件：（1）关于在满洲及与其毗邻的内蒙古的铁路建筑问题：（2）关于中国军队的人数及部署问题；（3）中国政府承认东省铁路公司不仅有权单独管理铁路业务，而且正如中国人所确认的，有权管理铁路用地全部行政的问题。于是，借承认问题对袁世凯进行讹诈，最大限度地攫取北满利益，便作为俄国的重要方针定了下来。

　　在此期间，俄国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第三次日俄密约》，重新确定和划分两国在满洲的利益，并将势力范围延伸到蒙古地区。俄国处心积虑地侵占位于黑龙江西北部呼伦贝尔沿边土地。进入20世纪以来，俄人不时偷越中国边界，挖矿垦田、盗伐森林。1909年清政府约俄方派员会堪这段边界，随即共同进行实地勘察。但俄国人“不顾公理，狡展强争”，“勘水路时，则以我岸河汊强呼为老额尔古纳河，冀图夺我洲渚；勘陆路时，则将界点南移，冀图包括满洲里。”由于俄国坚持侵略立场，蓄意多占土地，这一问题长期不能定议。辛亥革命爆发后，俄国政府乘机勒索，“划定地点，催迫承认”。清政府在革命洪流中已经奄奄一息，只得任凭俄国摆布。于1911年11月11日指示驻俄公使陆征祥向俄国表明：除满洲里一处“万不能让”外，他处或可商量。满洲里是中外条约明文规定的商埠，涉及列强的共同利益，沙俄强指该地属俄，本来是为厂讨价还价，清政府已接受其他全部要求，俄方便顺水推舟，佯作让步，不再就这一问题纠缠。12月20日，两国会勘大臣周树模和菩提罗夫在齐齐哈尔签订《中俄满洲里界约》，沙俄通过这一不平等条约，割占1400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1912年1月中旬，呼伦贝尔地区蒙旗头目在外蒙煽动下发动武装叛乱，俄国乘机干涉。它一方面借口“严守中立”，拒绝中国使用中东铁路运兵平叛，并宣布“铁路界内华兵不得与蒙兵冲突”；另一方面暗中接济叛匪枪支弹药，竭力扩大叛乱规模。大量事实证明这种看法的正确性：俄国人的援助在这场战争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蒙古人和巴尔虎人使用的武器主要是俄国提供的；叛匪进攻胪滨时，俄国甚至出兵助攻。俄国就是用这样的颠覆手段，“变相的占领了大兴安岭以西、额尔古纳河以东的广大地域。”

　　三、美国“满洲政策”的调整与资本收缩

　　美国对东三省的政策，一直以来，都建立在坚持“门户开放”政策的框架范围之内。但在不同时期，“门户开放”政策的具体实施又略有不同。海约翰时期的“门户开放”政策基于对美国政策限度的估计之上，它承认日俄两国在满洲的特殊利益和势力范围，只要求商业机会均等，并在东北放弃了“维护中国领土与行政的一体”这一宗旨。塔夫脱政府的“金元外交”则在海约翰“门户开放”政策的基础上显著地突破了早期门户开放政策的局限。首先，它反对特殊利益和势力范围，要求突破日俄势力范围并取代它们的特殊利益。其次，“金元外交”不仅要求商业机会均等，而且还要求投资机会均等。最后，“金元外交”为突破日俄在东三省的势力范围，扩展美国利益的目标，又做出积极维护东北边疆领土和主权完整的姿态。

　　辛亥革命前夕，塔夫脱政府建立在“满洲政策”基础上的“金元外交”受到日俄的顽强抵制，基本以失败告终。于是，美国政府开始考虑调整“满洲政策”。1911年6月5日，诺克斯指示美国驻俄国大使向俄国政府表明美国远东政策尤其是对中国满洲的立场。这份电报表明了“金元外交”策略的重大调整，即：放弃对日俄在满洲势力范围和特殊权益的挑战，承认他们的既得利益；谋求同这两个满洲势力最为强大国家的合作：不再支持中国抵抗日俄咄咄逼人的满洲攻势，而是规劝清政府逆来顺受，息事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