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尚未成功”的孙中山(组图)(2)

　　之后在1976年，韦慕庭扩大对孙中山的研究，出版了《孙逸仙：挫折的爱国者》，他选择来统合孙中山生命故事的主轴，是“挫折”。孙中山生前几乎没有当过成功者，而是在一连串的挫折中度过，他碰触过的事务，从革命到建设，要么是天马行空的计划，要不然就是失败的结果。成功，其实是孙中山身后才得到光荣，并非生命的实况。

　　在史事铺陈上，白吉尔大幅依赖史伏邻、韦慕庭等西方汉学前辈的研究成果，她自己都说，她自己的书中“没有任何鲜为人知的情节描述，没有任何尚未刊发的数据分析”。不过尽管如此，并不表示这本传记没有独特的观点，没有提供读者新鲜的认知。

　　分两头说吧！从一个方面看，白吉尔整理出的孙中山基本形象，对中文读者来说就很具挑战及刺激性了。孙中山非但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历史核心人物，相反的，他浑身透露着边缘性，以当时中国环境来看，再边缘不过。出身广东沿海渔村，一个对外移民风气盛行的穷乡，从来没有受过像样的传统教育，没有考过科举，少年时代就流浪到海外华人社群，最后得到的是在中国和在西方都不受重视的医学学位。孙中山从来没有办法得到主流士人圈的尊重，他活动的对象长期停留在社会底层的秘密会社，先是三合会，一度尝试动员哥老会不成功，后来又和其他帮会有过关系。即使是在他赖以成长的海外华人社群中，他的影响力也很快就不敌“戊戌政变”后流亡的康有为、梁启超了。

　　后来被整理成“辛亥革命”前身的其他革命事件，其实都不脱旧式“造反”的模式，规模格局很小，并未有完整筹划，而且草率行事，往往像是闹剧一场。要不是后来建构“革命史话传奇”的需要，这些零星的地方性骚乱，依靠秘密会社动员攻打偏远县城的事件，恐怕不会在历史中留下多少记录。

　　甚至武昌起义都与孙中山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狭义的“辛亥革命”即武昌起义只是在时间上和“同盟会”发动的最大型起义，1911年4月攻打两广总督府之役，前后连结，实则性质大异。发生在武昌的，既非秘密会社造反，也非学生串联，而是清廷新军由内部叛变。因为是新军发动的，手上有枪有兵，“辛亥革命”才能一举攻下武昌城，更重要的，才能让各地督抚震动，短时间纷纷宣布独立自保。

　　半出于偶然，半出于革命势力内部仓促间斗争角力的必然，局外的孙中山反而获选为“临时大总统”。这后来的角色，回过头让人错觉“辛亥革命”和同盟会、和孙中山之间的关系。

　　而且，正与国民党塑建“国父”“始终如一，坚持革命”的形象彻底相反，孙中山是个经常改变、不断调整的人。以那样的边缘角色，孙中山之所以能挤上革命舞台，甚至一度（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十天）占据舞台中心扮演全国首领，靠的正是他惊人的高度弹性。白吉尔甚至有如此看似轻描淡写、实则惊人的看法：孙中山为争取外国人援助做出了一系列友好姿态，这位革命领袖并未对换取金钱援助的一些承诺，感觉有丝毫的责任束缚。事实上，孙中山似乎把为正当理由而开出种种支票视为“政治技巧和爱国赤忱的展现”。

　　承接韦慕庭和史伏邻著作的写法，白吉尔的传记中也详细呈现了孙中山的快速而激烈的转折，从改革到革命，革命各阶段的策略选择，还有在争取各国对革命支持时，将中国未来利权让渡的各种显然是权宜之计的承诺，在白吉尔笔下，几乎到了天马行空的地步。

　　依照白吉尔所呈现的，孙中山一直是个两手空空的独行侠，他真正的本事，是将其实并不在自己手上的资源，化作承诺去交换支持，这边换换那边换换，那才是他革命生涯的现实面貌。换得来他就上升一点，运气不好被识他就下沉一点，如此浮浮沉沉。

　　这绝对不是一般中文读者印象中的孙中山。看到这样的孙中山，进一步理解这样的孙中山活动的背景，大有助于我们更精确地掌握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中国，乃至世界局势，避免受到后来创造的史观干扰、扭曲。

　　再从另一个方向看，白吉尔对孙中山的评价，远较韦慕庭、史伏邻来得正面。韦慕庭、史伏邻的重点在于展示孙中山“真实面目”与其“历史神话”的差距，基本假定了孙中山的地位是由后来的政治需要所赋予的；白吉尔却更细腻、更带历史同情心地追问：除了后人的需求之外，难道孙中山自身没有什么历史意义吗？为什么是他，而不是别人，成了这个“历史神话”的主角呢？

　　白吉尔给的答案是：因为那个时代，只有一个像孙中山这样跨越各种社会、文化疆域，不隶属于任何固定阶层、团体，因而也就没有背负传统包袱的人。在那个剧变突来的当口，中国需要一个不会、不能夹缠在旧利益中的人，作为理想代表。其他人，从康、梁到袁世凯到黄兴，都不像孙中山那么游走于各个势力之间，也就不可能像孙中山那样，可以在一个非现实的层次上，被各方接受。

　　这是白吉尔著作的一大价值，不只展现了孙中山成为历史“神话”的结果，还从正面试图解释孙中山之所以成为历史“神话”，本身的历史过程与历史因由。

　　白吉尔还以专章（第十章）整理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耐心地对读者介绍了“三民主义”的全貌及重要主张。她的耐心显然来自她对“三民主义”不同于其他西方研究者的评价。她当然也看到“三民主义”混杂各种不同知识的，甚至有内部自我矛盾之处，不过延续她对孙中山提供的“跨越疆界”形象的肯定，她也认为这部“折衷主义的作品，或是混成的大杂烩之作”其实是符合当时中国需要的。

　　“外来之物必须为中国的目标服务，而输入新方法、新观念，不必然就要采纳新观念、新方法系出整套架构”，这种混杂是孙中山刻意为中国现实调制的，“这种彻头彻尾的务实主义精神，为思想拼贴大开方便之门，因而有时沦入首尾不一。但孙逸仙强力、坚毅不拔的乐观主义精神拯救了文本内容，让它超脱种种矛盾”。“学者所轻蔑的种种缺陷（过度简化、杂沓、天真的狂热激情），却是它在中国和第三世界成功的原因。”

　　而也就是顺着白吉尔这样的价值理路，我们可以看出这本孙中山传记的不足之处。对于孙中山生命最后几年，他全国声望的不断上升，缺乏可信的说明、解释。随着韦慕庭的研究，书中铺陈了孙中山“二次革命”到就任“非常大总统”后，一连串的失败，在广东的各种作为，几乎一事无成，给读者留下的印象，完全无法应对史实。

　　一项重要史实是为何有两百多位国会议员选择南下，在广州推举了孙中山担任“非常大总统”;另一项重要史实是，当北方陷入夺权混乱中，想要巩固自己权力的人，必须以孙中山为对象，和南方进行谈判，而且孙中山北上之行，的确引起了社会骚动，更制造了北方政权的紧张。

　　光是这两项，就引我们不能不问：孙中山有何成功的革命功绩？显然，白吉尔忽略了两件重要的事。第一是，除了描述孙中山失败的过程，她还应该告诉我们当时中国社会对孙中山失败的认知，从而让读者理解在南方孙中山经历了一场“壮观的失败”,换来了许多人对他愈来愈强烈的同情。第二是，孙中山的地位，不只取决于他做了什么，也牵涉到其他人，尤其是北方政府里的诸军阀又做了什么。孙中山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保持了相当距离，然而新文化运动所建立的爱国主义标准，却无疑减损了北洋政府的正当性，连带提高了孙中山的形象。这些都和孙中山的影响力息息相关。

　　白吉尔在“中文版序”中提到：“某些人指责这部传记过于注重历史背景，不够重视个人”，我倒觉得这部传记对于历史背景还不够深入、不够注重，毕竟，传主孙中山对那个时代的变化如此敏感，快速因应改变，没有充分的背景铺陈，是绝对无从浮凸刻画孙中山真正的权力升降形影的。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