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英雄——武昌首义世纪读本》内容推介(2)
辛亥革命网 2010-09-26 00:00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刘谦定 查看：
陈述这些是要说明，面对辛亥革命这百年乃至千年的历史机遇，武汉从各方面都准备好了。“种豆得瓜”，从“湖北新政”到“武昌首义”，一场经济革命势必带来一场政治革命，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后者是前者的必然。
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一百多年前就观察到，社会动荡往往不是发生在经济停滞的地方，而可能发生在经济增长的地方。百年前的武汉在表面繁荣的同时，隐藏着巨大的社会危机。除了剪辫子成为民族反叛的时尚，还发生了后湖征地和吴一狗事件，公众参与的群体事件及引起的血腥镇压，此伏彼起，说明清政府已然坐在火药桶上。中国向何处去？君主立宪曾经风靡一时，但随着清廷成立皇族内阁和推行铁路国有化，和平请愿此路不通，立宪派彻底失望转而支持革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武昌红楼本是为推行宪政制度所建的咨议局，但不到一年即被鄂军都督府占据，成为了缔造中华民国的第一象征。
庚子自立军案发生在武汉，这是最后一场“以清君侧”的保皇行动，它因剃头匠泄密只是事件的故事性，实质上已注定失败，“未曾动手先流血”，20多位领导者被砍杀在紫阳湖边，为之死难的还有近万名自立军成员。沈荩三年之后也杖毙于北京，他是中国第一位以身殉职的报人。庚子事件发生之后，民族民主革命派开始走上历史前台，花园山聚会是湖北革命的早期萌芽。在吴禄贞的周围聚集了一批“救亡图存”的革命志士，他们提出的“抬营主义”即革命必须运动军队的策略，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具有首创性和可行性。
湖北人开始行动了。新军中的党人于1904年成立了科学补习所，提出了“革命排满”的口号，并积极响应华兴会长沙起义。科学补习所被破坏后，不到一年“日知会”又兴起，为了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参加日知会的人数越来越多，其革命活动影响全省乃至国内外。然而，清廷的力量毕竟十分强大，日知会主要骨干因叛徒的出卖而招致“丙午之狱”，朱子龙、刘静庵在狱中先后被折磨至死，为青史留下慷慨悲歌。
中国大造革命舆论始于辛亥革命，20世纪之初是中国新闻史上“意见表达”的高峰时期。武汉学生与留学生众多，文化事业发达，是全国舆论重镇之一。出现了海外回流的《湖北学生界》等大量宣传革命的报刊。《大江报》率先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还发表黄侃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随之遭到镇压。《大江报》案也成为武昌首义的导火线之一。
二、两湖革命党人的大无畏精神表现了“亡清必楚”的血性
本书的主体部分可以说是两湖革命党人的奋斗传记，他们从成立组织到筹备起义经历了曲折和坎坷，又从起义的发动到成果的捍卫（阳夏保卫战）显示了英勇与壮烈。
共进会1907年的成立是以两湖志士为主体的海外革命者不甘寂寞、勇于投身国内革命的大无畏精神之体现。标志着他们从“坐而论”到“起而行”，实施从海外向国内的战略转移。如果共进会是移植的“海归派”新树，而文学社是本土成长的“扎根派”大树。文学社是以湖南人为主的党人长期奋斗的结果，队伍较大，广泛渗透在新军的下级军官和士兵中。他们与共进会有矛盾，但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实行联合，虽然短暂，却为起义做好了人员组织上的准备。湖北革命开始出现森林般的生态和气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