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亚子与《分湖旧隐图》

　　柳亚子先生有作图寄意的喜好，他常常把自己的回忆、思虑、憧憬等种种情思，化作形象的构思，请人绘成图画，然后征集题咏，汇集成册。他的一生此类作图有13件，最早的是《梦隐第二图》，作于1912年；最晚的是《东都谒庙图》，1944年开始酝酿，完成于1945年。《分湖旧隐图》是柳亚子请人所作的第二图，自1913年起至1920年止，7年之中，有图画21幅，有题耑38幅（耑，相当于头、首，指题写“分湖旧隐图”五字为题目），最多的是题咏，有234件，柳亚子先生装裱成293件册页，十分珍爱。

　　《分湖旧隐图》问世至今，将近100年历史，可是此图此集到目前为止，仍旧养在深闺人未识。触发柳亚子作《分湖旧隐图》的动因是什么，作图之后为什么要广泛征集题咏，归隐就归隐，为什么要取名“旧隐”？这些题咏，包括作记撰跋的内容是什么，有没有不同的声音？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值得南社研究者探究。

　　一关于《分湖旧隐图》最早的记载是1913年6月，当时南社社员京剧演员陆子美在吴江芦墟演出，柳亚子以诗代简，请子美为他画一幅《分湖旧隐图》，诗中有句：“闻君踪迹滞菰芦，我亦烟波旧钓徒。……耦耕倘遂他年约，雨笠烟蓑过此生。”［1］1914年10月，柳亚子作了《分湖旧隐图记》，发表在《南社丛刻》第十二集上，明确要求同社社友题咏及撰文。

　　在酝酿《分湖旧隐图》的同时，柳亚子有自请出社和恢复南社社籍之举。那是1912年10月27日，南社举行第七次雅集。柳亚子主张改编辑员三人制为一人制，准备毛遂自荐，为了南社的前途，他觉得不用避什么大权独揽的嫌疑。但是高天梅并不理解柳亚子的良苦用心，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最后付诸投票，结果反对票多，柳的提议未获通过。接下来高说了一些话，嘲讽柳亚子，晚上聚餐时，高还在冷言冷语，自鸣得意。柳亚子非常难堪，喝了许多闷酒，10月28日，柳在《民立报》刊登《柳亚子脱离南社之通告》，声称“仆因多病，不能办事，自请出社”［2］。

　　接下来，南社同仁多次请柳复社，多次遭到拒绝。一年半后，柳亚子对于南社组织体制又有了新主张，他认为必须改编辑员制为主任制，主任由全体南社社员通信选举，书记、会计和干事由主任委托。姚石子等社友表示赞成，高天梅也不表示反对。于是在南社第十次雅集一致通过了柳亚子的意见，又通过通信选举柳亚子为主任，总揽社务。1914年5月24日在上海愚园云起楼举行临时雅集，柳亚子复社。

　　从上述时间来看，柳亚子自请出社在前，请人作图在后。因此，有人觉得《分湖旧隐图》的构思是由出社引发的，甚至有人认定此图之作，表明柳亚子不愿再引领南社社员奔走呼号了。

　　柳亚子是宣布出社了，但他是不是真的与南社决裂了呢？回答是否定的。当时《南社丛刻》第七集已经付印，尚未正式出版，柳亚子有始有终，亲自校对，直到第七集问世才完全卸职。由此，我们认为尽管柳亚子拒绝南社友人的劝说，不肯复社，但他对南社毕竟存有情谊，第七集《南社丛刻》印刷问世就是证明。再则，我们应当看到在参加第七次雅集之前，柳亚子在家里兢兢业业编辑第七集《南社丛刻》，他根本没有想到要登报出社，自请出社只是这位诗人一时愤激之举，不是什么深思熟虑的结果。实在柳亚子对南社是无法忘情的，在内心深处他自己仍旧是南社的一员。就在他出社的阶段，1913年5月26日，新剧演员陆子美填写南社入社书，入社号415，介绍人正是宣称自己不再是南社社员的柳亚子。再说，柳亚子提出的主张也都是为了南社的生存与发展，请看柳亚子的说法：“因为顾名思义，编辑员的权限，只是编辑而已，管不着其他的事情。而这时候的主张，以为对于南社，非用绝对的集权制，是无法把满盘散沙般的多数文人组织起来的。我就想进一步的改革，要把编辑员制改为主任制。……还有，书记、会计和干事，都是担任事务方面的人才，在集权制范围以内，是不需要推举或选举，而应由主任委托，在必要时，还可以由主任自己兼职的。”［3］如此深深关切南社的人，怎么可能与南社彻底决裂呢？怎么会就此隐居了呢？

　　《分湖旧隐图》的确是酝酿于柳亚子退出南社之后，不过，1913年6月，请陆子美作了第一幅《分湖旧隐图》之后，柳亚子没有张扬，直至1914年10月，已经复社近5个月之后，才刊出《分湖旧隐图记》要求社友题咏及撰文。

　　《分湖旧隐图》为何而作呢？本文认为是柳亚子对国家时局的极度失望所致。

　　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的统治，可是革命胜利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袁氏上台倒行逆施，甚至妄图以帝制取代共和。下面两案对柳亚子的刺激最烈。

　　为了替淮南社社员周实、阮式复仇，为了惩办前清知县姚荣泽，柳亚子奔走呼号最为激烈，正如他自己所说：“在这个时候，我是把全生命都交给周、阮一案的了。”［4］柳亚子会同南社社友宁太一、朱少屏、高天梅、雷铁厓、沈道非六人，联名致电孙中山，要求将姚荣泽火速解来上海，柳亚子又与陈英士、蔡冶民会商，以沪军都督名义起草了一通致大总统、司法部总长、次长的电文，要求将姚荣泽归案讯办，以伸国法。经过了无数道坎坷，终于在1912年3月31日，宣判姚贼死刑。可是业已就任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一纸赦令，减等治罪，于是立马改处监禁十年，事实上未足三月，姚荣泽已经逍遥法外了。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刺，此案真相大白，元凶竟然就是袁世凯。柳亚子早就认识了袁世凯，然而袁氏竟然如此卑劣，还是令他感到震惊。他写下了《哭宋遁初烈士》二首五律，内中有句：“忽复吞声哭，苍凉到九原。斯人如此死，吾党复何言！”［5］

　　这时的柳亚子，感到国事无可为，他说：“我是个书呆子，既非军人，又非政客，更无直接参加革命的资格，只好弄弄笔头，长歌当哭。”［6］于是想回老家分湖归隐，才有陆子美所作的第一幅《分湖旧隐图》。柳亚子是刚刚从旧式士子走过来的知识分子，在他看来无法兼济天下，只能独善其身。

　　没多久，二次革命爆发。1913年7月12日李烈钧根据孙中山指示，率先在江西宣布独立，举兵讨袁，随后江南各地相继独立。南社社员参加讨袁革命者众多，黄兴在南京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蔡冶民代理江苏省长，陈去病、庞檗子、庞树松、孙景贤等联袂赴宁，陈去病任秘书；陈英士任上海讨袁军总司令，居正任吴淞要塞司令，柏烈武任安徽讨袁军总司令。同时参加讨袁革命的社员还有范鸿仙、田桐、章木良等。

　　更多的南社社员，拿起手中的笔，参加讨袁斗争，邵力子在《民立报》发表《讨袁之捷于应响》，胡朴安在《中华民报》发表《讨袁篇》，徐血儿在《民立报》发表《讨袁之真意义》，程善之在《中华民报》发表《讨袁贼檄》，《民立报》发表宁太一武昌狱中诗七律二首，苏曼殊在《民立报》发表《释曼殊谨代十方法侣宣言》，一篇篇地战斗檄文，激昂而慷慨，直指袁世凯种种罪恶。

　　可是仅仅历时二月，二次革命就失败了，长江流域重新沦落到袁世凯之手，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纷纷逃亡日本。刚刚有所振奋的柳亚子，顿时又沉寂下来，他蛰居家中，同亡命前来黎里的叶楚伧一起，杜门不出。

　　镇压了二次革命，袁世凯有恃无恐，变本加厉地残害革命志士。

　　1913年，高天梅联络众议院议员22人营救宁太一，结果宁于9月25日在武昌被黎元洪杀害。

　　杨性恂因在二次革命时，策划讨袁，被袁世凯爪牙汤芗铭逮捕，1913年11月13日被害。

　　程家柽秘密潜入北京，策划刺杀袁世凯，不幸事泄，1914年9月23日被袁杀害。

　　吴虎头在袁世凯图谋称帝时，愤然撰文抨击，又四出联络革命党人进行讨伐，不幸被捕，于1914年12月24日就义。

　　周祥骏，辛亥革命成果被袁世凯窃取后，在徐淮一带从事讨袁活动，不幸被捕，1914年5月16日被张勋杀害于徐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