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党风建设角度看陈云的民生思想(2)

　　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农村政策出现“左”的偏差，甚至把自留地、家庭养猪都当成是“资本主义尾巴”，要求割掉，严重挫伤了农民积极性。1961年，陈云通过在家乡青浦的调查，提出我国的集体耕地占全部耕地的90%以上，再增加一点自留地比重不会动摇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他说：

　　【“在当前农民口粮不足的情况下，农民最关心的不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而是‘吃饭还是吃粥’。多分一点自留地，可以使农民多得一点口粮，对巩固工农联盟和社会主义制度有好处，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的补充。”】

　　“三年困难”时期，全国粮食紧张，人民营养不良，陈云虽然已不处在主持中央财经工作的位置上，但仍然积极献计献策，想方设法解决困难。1962年2月西楼会议后重新设立了中央财经小组，他在会上讲话，建议动用一些钢材制造机帆船出海捕鱼，压缩一部分生猪出口，以便使大中城市居民每人每月增加半斤鱼半斤肉。他说：

　　【“目前，这样的问题，是国家大事。如果六千多万人身体搞得不好，我们不切实想办法解决，群众是会有意见的。人民群众要看共产党对他们到底关心不关心，有没有办法解决生活的问题。这是政治问题。”】

　　他指出：

　　【“农业问题，市场问题，是关系五亿多农民和一亿多城市人口生活的大问题，是民生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成为我们的国策。”】 他还语重心长地对与会者说：

　　【“同志们，我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把革命搞成功了，千万不要使革命成果在我们手里失掉。现在我们面临着如何把革命成果巩固和发展下去的问题，关键就在于要安排好六亿多人民的生活，真正为人民谋福利。”】

　　我国工业化建设是在经济尤其是农业十分落后的条件下起步的，带有很大的突击性，因此农业生产特别是商品粮供应，长期跟不上工业发展的速度，改革开放前一直处于紧张状态。要说民生，这是最大的民生。对此，陈云始终高度关注，提出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对策。三年困难时期，粮食库存锐减，许多地方出现浮肿病、非正常死亡和人口外流现象。他顶着被扣上修正主义帽子的风险，向中央提出从西方国家紧急进口粮食的建议，并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为了尽快摆脱粮食供应的被动局面，进一步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他又顶着风险，直接向毛泽东进言，提出在部分困难地区暂时实行包产到户、分田到户（即今天所说的集体经济下的土地承包——笔者注）的主张，果然受到了刮所谓“单干风”的批判。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那时他尽管只有普通中央委员的虚职，但面对粮食供应紧张局面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扭转、一些地方农民还吃不饱的情况，仍直率建议，今后三五年每年进口两千万吨粮食。他说：

　　【“要先把农民这一头安稳下来······摆稳这一头，就是摆稳了大多数，七亿多人口稳定了，天下就大定了。”“如果老是不解决这个问题，恐怕农民就会造反，支部书记会带队进城要饭。”】

　　后来，他又在一次会议上进一步解释说：

　　【“延安时期就出现过这样的问题。你说不准要饭，他说共产党没讲过不准要饭，毛主席说过不准要饭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陆续实行了包产到户、土地承包的政策，加上国家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大规模进口粮食和化肥，农民种粮积极性得到极大焕发，粮食连续4年增产。但由于种粮的比较效益下降，加上农村和农业工作在指导思想上发生偏差，误以为粮食问题已经过关，提出农民愿意种什么就种什么、政府不必再管的主张，结果出现上下都忽视粮食生产的倾向。针对这个问题，陈云反复提醒大家绝不能因为发展经济作物而挤了粮食生产，并在198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大声疾呼：

　　【“现在有些农民对种粮食不感兴趣，这个问题要注意······发展乡镇企业是必要的。问题是‘无工不富’的声音大大超过了‘无农不稳’。十亿人口要吃饭穿衣，是我国一大经济问题，也是一大政治问题。‘无粮则乱’，这件事不能小看就是了。”】

　　他的话声刚落，当年粮食就发生减产，而且连减4年，直到1989年秋收才恢复到1984的水平。粮食价格的上涨，导致一系列生活必需品价格跟着上涨。这件事和后来搞的“物价改革闯关”一起，共同构成了“八九”政治风波前通货膨胀的诱因。事实深刻说明，民生问题解决不好，必将影响党的执政地位的稳定。

　　二、从搞好执政党党风的角度处理基本建设与民生的关系

　　社会主义的重工业建设，特别是其中的基本建设（也即基础建设），不可能马上解决人民的当前利益、切身利益问题，但它关系到人民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如果不搞，人民的利益也会受到损害。然而，凡事皆有度，如果基建规模超过了一定限度，势必损害人民的当前利益、切身利益，影响民生。因此，陈云一向主张，基本建设和民生问题要兼顾，兼顾还是没兼顾的衡量标准：第一，看对民生必需品的生产是否安排在基建之前了；第二，看基建规模的大小是否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了。1957年，他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题目就叫《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文章指出：

　　【“在财力物力的供应上，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必须先于基本建设，这是民生和建设的关系合理安排的问题。”“关于人民生活必需品的生产，我之所以说应该保证它们对原材料最低限度的需要，是因为今年的生产指标不可能在去年已经很高的基数上再增加多少。”】

　　对于制定“二五”计划的指导方针，他提出：

　　【“必须使人民有吃有穿”，“要从有吃有穿出发”。】

　　他说：

　　【“经济不摆在有吃有穿的基础上，我看建设是不稳固的。”】

　　对于陈云的上述主张，毛泽东在经过“大跃进”的曲折后，表示了十分赞赏的态度。他在1959年一次中央会议上说：

　　【“过去陈云同志提过，先市场，后基建，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有的同志不赞成。现在看来，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

　　1962年，中央针对严重的经济困难，决定实行国民经济调整，并恢复中央财经小组，由陈云任组长。陈云提出，为了照顾民生，要对年度计划做相当大的调整，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要“伤筋动骨”，再不能犹豫了。对此，周恩来总理表示坚决支持，还当场口占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