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建治学」朱佳木：新中国70年的变与不变(2)

　　二

　　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的党，但由于中国自身的特殊国情，没有采取俄国十月革命那样一种从一开始便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做法，而是将革命分为了两步，第一步先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然后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当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由于前面已经说过的原因，我们并没有马上就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实行了几年的新民主主义政策，直至20世纪50年代初，才开始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并相应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然而，这时我国资金和物资匮乏、人才和经验不足的问题不仅没有解决，相反，与大规模工业化建设之间的矛盾更趋尖锐。为解决这个矛盾，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理论，并且借鉴苏联工业化建设的成功经验，选择了能集中使用有限资金、物资、人才的计划经济体制，同时，对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实行了统购统销政策。

　　生产资料实行单一公有制和经济运行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对于在较短时间内建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制，为以后的工业和经济发展打下坚实基础，起到了必要的和历史性的作用。但是，也因此给经济带来管理死板、活力不足、反应迟钝、产品单一的弊病。针对这个问题，党中央曾设想在坚持国家和集体经营、国家计划生产、国家统一市场这三个主体的前提下，允许个体经营、自由生产、自由市场作为三个补充。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设想不仅未能实行，相反，在管理上统得比过去更死了。不过，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以社为核算单位的做法，却逐渐降到了大队，又由大队降到了小队，起到了调动农民积极性的正面作用。

　　20世纪70年代末，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对国际形势和我国生产力水平的冷静分析，认识到当前世界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和平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也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因此，决定抓住机遇，集中精力，加快经济发展，并实行了改革开放总方针，在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允许农民包产到户和土地承包，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增加市场调节部分，在计划中减少指令性、增加指导性，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加大对轻工业、服务业的投入，在按劳分配为主的原则下允许发放奖金，在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前提下鼓励外商直接投资和举办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等等。

　　90年代初，我国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市场情况的改善，逐步取消了对农副产品和日用轻工业品供应的限制;又随着经济规模和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农民工的大量进城，以及企业普遍实行股份制，使资本、产权、技术、劳动力、证券、期货等市场逐渐形成。于是，党中央决定将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让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并且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允许和鼓励技术、管理、资本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

　　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鉴于世界经济复苏乏力、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明显抬头，我国经济中结构性问题和深层次矛盾凸显、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的实际情况，提出并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鉴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20多年来，生产要素市场的发展仍然滞后，要素闲置和大量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并存，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大量存在，市场竞争不充分，阻碍优胜劣汰和结构调整等等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好，党中央又提出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由“基础性”改为“决定性”;同时，强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和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鉴于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群众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党中央强调要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贯彻到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布局中，以促进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改革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

　　1987年，邓小平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针对一些人只关注中国的开放政策变不变的现象指出:

　　【“中国的政策基本上是两个方面，说不变不是一个方面不变，而是两个方面不变。人们忽略的一个方面，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共产党领导。人们只是说中国的开放政策是不是变了，但从来不提社会主义制度是不是变了，这也是不变的嘛!”［1］P251】

　　从新中国70年的历程可以看出，在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和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上，我们确有许多变化，但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前进的大方向，以及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的指导思想，却始终没有变过，并且，一旦出现偏差，总能及时加以纠正。

　　三

　　夺取政权以后，如何使人民真正当家作主，使执政党不脱离群众，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全国胜利前夕就开始考虑的问题。为此，新中国建立之初，我们党结合中国国情，借鉴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做法，创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而在根本的和基本的政治制度上，以及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等基本经济制度上，保证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行和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

　　为了防止党的干部在党取得全国政权后蜕化变质、以权谋私、当官做老爷，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大力倡导“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树立领导干部的好榜样焦裕禄等先进典型，还决定高级干部降低工资级别、军队取消军衔制，并接连进行了“三反”（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等整党整风运动。

　　此后，为吸取苏联出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背叛共产主义事业的教训，我们党又开展了反修防修斗争，直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发动“文化大革命”，让各级领导干部到“群众运动”中经受“锻炼”和“考验”，并从工农兵中直接提拔领导干部。这种做法严重混淆了是非和敌我，加之被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所利用，使大批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等帽子的干部、知识分子遭到迫害，使大批造反起家的“三种人”窃取了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岗位，使社会主义事业蒙受重大损失。

　　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克服官僚主义和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不再采用过去那种疾风骤雨式的运动方式，而是着重从制度上入手，启动了政治体制改革。同时，针对市场经济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实际情况，规定商品交换的原则不得进入政治领域，担任公职的党员干部不得经商办企业，重申矿藏等自然资源和土地属于国家或集体所有，严格防止私人资本掌握国民经济命脉、干扰国家政策的制定。

　　为使广大党员和干部经受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外部环境的考验，从20世纪80年

　　代初到21世纪头10年的30年间，我们党先后进行了80年代中期的整党和90年代初期、后期的党员重新登记、“三讲”教育，以及21世纪初期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科学发展观等主题教育活动，开展了打击严重经济犯罪的斗争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并明确提出: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3］P273、275。】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针对党所面临的脱离群众和消极腐败危险的尖锐性、严峻性，提出并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出台中央八项规定，严厉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改变管党治党宽松软的状况，坚持反腐败无禁区、零容忍，并在全党范围和县处级以上干部中分别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主题教育，目前还在进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同时，逐步健全党和国家的监督体系，实现中央和省级党委巡视全覆盖，反复提醒全党必须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增强群众观念、群众感情，不断厚植党执政的群众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失去了人民拥护和支持，党的事业和工作就无从谈起。”［4］P42】

　　从新中国70年的历程可以看出，在执政党自身建设的具体形式、做法上，确实存在不少变化，但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党的领导、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从严治党的方针，却始终没有变过，并且，注重总结经验与教训，以期在不妨碍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前提下，使党的建设不断得到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