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继尧怎样成为重九起义领导人(3)
辛亥革命网 2020-05-28 14:43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李开林 查看：
谢汝翼《光复滇省事略》，载于《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第61页
谢汝翼《光复滇省史略》还叙述：武昌起义消息传来后，军官们举行了七次会议。第一次是阴历8月25日在沈汪度屋里，开会的有蔡锷、刘存厚、韩凤楼、谢汝翼等人，没有唐继尧参加。第二次是阴历30日在唐继尧处，开会的人有谢汝翼、刘存厚、黄毓英、邓泰中、李鸿祥、沈汪度、罗佩金等人。第三次是9月初3日在刘存厚处，开会的有蔡锷、李鸿祥、沈汪度、殷承谳、韩凤楼、雷飙、张子贞、唐继尧、黄毓英、刘云峰、黄永社等，这十多个军官还歃血为盟，“愿同生死共患难，啮齿沥血，和而分饮”。
第四次是是初7日在唐继尧处，开会决定9月初9日夜发难。第五次是在七十四标本部，开会的有蔡锷、罗佩金、步、炮两标各营管带。第六次是9月初9日午后三钟，蔡、李、沈、唐、张、雷驻军会议。第七次是9月9日下午八时在七十四标本部，开会的有蔡锷、刘存厚、雷飙、刘云峰、庾恩暘、罗佩金、谢汝翼，“以凤楼携来之防御计划，与汝翼所编之作战计划，共参酌，作一攻击计划”。唐继尧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从审定作战计划的工作看，唐继尧的地位作用比不上李凤楼和谢汝翼。谢汝翼死于1914年，担任拟定作战计划的营管带生前写作的这篇文章，应当是比较可信的吧！
四、重九起义的核心人物黄毓英
滇军内倾向于革命的中上级军官是个什么状况呢？正如刘存厚所说：“滇中军界党派分歧，互相猜忌，而各党中具有革命思想者虽不乏人，均各不相谋，未能一致。”有人把这句话解释为同盟会内部涣散，其实这句话指的是各种党派之间的分歧。
革命形势推动着各党派一步步向前走，所谓起义时机的成熟，说穿了就是黄毓英等同盟会员在长期周密准备的基础上，对各党派军官的思想发动工作的最后完成，黄毓英纵横奔忙，协调几伙人的步调。
在最后一个多月的发动落后军官的过程中，积极活动的军官逐渐被清吏觉察，清吏准备采取行政措施扼杀革命。而军官们在黄毓英等人的联络推动下多次开会，有的军官对起义仍然犹豫不决。同盟会发动中上层军官，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宗旨是正确的，为了顾全大局，以忍让求团结，导致迁延时日错过多次战机。
9月初6日（阳历10月27日）张文光率领腾越辛亥革命成功，云贵总督李经羲非常惊惶，不仅调集兵力加强了武装戒备，而且撤掉了昆明新军内“想反叛大清”的黄毓英等几个军官的职务，对不便撤职的军官罗佩金、李鸿祥等，又行调虎离山之计委派出差。李经羲还下令收缴士兵枪支，情况已很紧急。
9月初7日晚军官们再次开会，研究如何起义。唐继尧等军官这时仍然下不了决心，黄毓英气愤极了，在会议上大义凛然地逼迫要挟军官们起义。据《杨秋帆黄子和两君事实》记载：“黄君提议后，在坐者俱面有难色，黄睹此情景，勃然大怒曰：事急矣，诸公若不从我之主张，倘事机败露，余亦不愿独享烈士之名，必谓与诸公同党。群皆吐舌，呆若木鸡。于是最高级之军官，皆以黄君之言为当【注：《杨秋帆黄子和两君事实》，民国初年手稿，佚名，存云南省图书馆文献资料室】”， 在众人呆若木鸡时最高级之军官蔡锷赞成黄毓英意见。
《黄武毅公事略》，载于《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第270页
又有《黄武毅公事略》记载：“坐中有犹豫者，公要之曰；今事机已急，诸公若不见许，英请独任之，幸而战死则亦已耳，不幸就捕，必自承与公等同谋。不忍独为烈士以贻公等羞。众大骇，议遂决[注：《云南光复诸人事略．黄武毅公事略》，《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第270页]”。蔡锷撰写的《黄武毅公墓志铭》也无所回避地记载了黄在会议上要挟军官的这个情节，可见当时黄毓英等同盟会员发动唐继尧等军官是多么费力。
唐继尧对起义的态度比较犹豫，直到黄毓英勃然大怒地要挟之后，唐继尧才转变态度，于是总指挥蔡锷作出起义决定。李鸿祥《增补云南辛亥革命回忆录》也叙述了各人表态的先后次序：“黄毓英说：‘别人不干，我就单个干。’唐继尧亦赞成干。蔡说：‘那么就决定初九起义。’于是讨论部署”。有些人居然在为云南省志起草黄毓英传略时，把历史捏造为“有人对起义迟疑不决，唐主张立即起义，黄表同意”，幸而在《人物志》定稿时没有得逞。
重九起义的发起人是激进派，是黄毓英为代表的同盟会昆明机关，并不是迁延主义者唐继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