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继尧怎样成为重九起义领导人(4)
辛亥革命网 2020-05-28 14:43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李开林 查看：
五、起义前举行军官会议约十次
现在的人论及重九起义的事前准备，往往以刘存厚《云南光复阵中日志》所列五次会议的表格为论据，但事实上起义前开过的会议不止五次。
五次会议之前军官们多次开过会议，例如重九起义的副指挥李根源参加过的几次会议，刘存厚文章里没有记载。谢汝翼记载第五次会议是9月初8日在七十四标本部，开会的有蔡锷、罗佩金、步、炮两标各营管带。以及初9日午后三时蔡、李、沈、唐、张、雷诸人研究起义是否延期的会议，还有9月9日晚8时蔡锷在七十四标本部的会议，在刘存厚所列表格中都没有提到，参加过会议的人也没有被刘存厚记载齐全，现在宣传重九起义怎能仅仅以刘存厚列表所说的五次会议为史实依据呢？当然，对于开会的时间地点和内容，超过一年半载之后可能记忆得不很细致，我们不能苛求与古人，可以互相对照着考虑。
滇军军官们之间的亲疏关系常使回忆录写得不够狠真实，对与自己关系亲密的人，对于写稿时已经身居要职的人，就多写点功劳；对与自己没有关系的人，就不写功劳；对军外民众武装力量参加重九起义的事迹干脆不写。刘存厚的文章就是这样，自己只参加过五次会议，在回忆录中就写会议只有五次，对自己和对当时已是贵州都督的金兰兄弟唐继尧，写作时就夸大其功劳，而把黄毓英、李根源、李鸿祥、邓泰中等努力推动军官们起义的重要人物排除在“稳慎周详可与谋革命之人员”外，贬低为“可共事革命之人员”，表格中把唐继尧名字排列在蔡锷之后，给人一种唐继尧好像是第二号人物的假象。把九月初三的会议记为九月初四日，把“歃血为盟”的仪式改变为歃纸为盟，在纸上写16个字，火化焚于酒中分饮之，一点儿血气都没有。
刘存厚《云南光复阵中日志》，载于《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第84页
六、重九起义如果拖延时间则会造成重大损失
9月初9日当天上午，情况已非常危急，居然还有人要求延期起义，“至九日午前李君(鸿祥)方筹画进行，忽接唐君继尧送到刘君存厚手书云：七十四标子弹皆空，不能举事，请缓期，李君阅书，顿足大恚，适公（黄毓英）在侧，进而言曰，若再缓期，事机败矣，我等皆为虏矣；是不可不行，李君乃急入城，诣讲武堂。适蔡君由巫家坝归，复集合会议，决定是夜举事[注：《云南革命伟人黄武毅公行述》，黄永社、刘祖武、李植生、禄国藩、张子贞、沈得全、李修家、蒋光亮、王秉钧等谨述，大中华民国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手稿，存云南省图书馆文献资料室]”。
在重九起义中，唐继尧只是个中层干部，刘存厚参加过的五次会议唐继尧都参加过，但每当遇到有人阻挠或要求推迟起义行动时，唐就站在阻挠或推迟意见的一边，当时的人称这种态度为“迁延主义者”。革命不积极，正是唐继尧“名利心比较淡泊”的真谛。当时因为唐继尧思想比较落后，所以清吏不太注意他，在他们住宅开会相对安全，这不等于说他是激进派，更不能以开会的地点来认定唐是领导人。
重九起义如果再推迟，后果将会很严重，因为军内外同盟会员的准备工作已被清吏察觉，不仅黄毓英、罗佩金、李根源、李鸿祥等革命最积极的重要军官将被迫离开军队，而且比较后进的军官也将会暴露。更重要的是：“李经羲调南防之巡防卫队两三营来省垣预防，先头已于重九之夜抵呈贡。如起义发动稍迟，敌援兵抵昆，我军袭击即难奏效，势必形成正式对阵作战，而我军五子枪每支又仅有五发子弹，仅足一分钟使用，如此则昆明光复必将付出重大牺牲作为代价”[注：李鸿祥《云南辛亥革命回忆录》，载于《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58辑32页]。
李鸿祥《云南辛亥革命回忆录》，载于《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58辑32页
《邓君泰中事略》也在感叹：“屡欲由堂起义，以时机未到，或阻力横生，中止。……定期重九日举事，长官中仍有迁延主义者，时清大吏防范严，事几破坏，黄毓英力言机不可失，泰中亦奔走呼号，请如毓英议。卒于重九夜会师入城，宣布光复”[注：《云南光复诸人事略·邓君泰中事略》，《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第30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