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于右任的民族观

　　于右任不仅是国民党元老和左派人物、著名的书法家和诗词家，而且是受人敬重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者。他担任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长达 33 年之久，在国民党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透过其多年的政治生涯，始终凸现了强烈而鲜明的爱国主义民族观。笔者就其民族观的基本内容及其形成的原因略加论述。

　　一

　　在于右任漫长的政治生涯中，其爱国主义民族观始终与之相伴随，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展示了新的时代内涵。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反对清朝懦弱的专制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积极宣传和鼓吹革命思想。

　　自 1840 年鸦片战争开始，在西方列强一次次武力侵略扩张和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签订之下，中国一步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1879 年 4 月 11 日，于右任出生于小商人家庭。由于聪颖好学，他 17 岁考中秀才，24 岁又考中举人。但他没有走向中国封建时代知识分子惯常所走的道路，而是走向反对清朝懦弱的封建专制统治，积极宣传和鼓吹革命思想的道路。

　　于右任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渐广，开始把书本知识与现实联系起来，思想日趋成熟，人生观也逐渐定型。甲午一役，中国惨败，割地赔款，纷至沓来，长此以往，国将不国，正如那时黎民百姓所说的那样：“满清不亡，是无天理也。”这样的民族意识在于右任脑子里日益深化，革命思想逐渐增强。他在《杂感》一诗中写道：“一割不知痛”，以讽刺其对外丧权辱国；“目中无商民”，讽刺其对内横征暴敛，置人民疾苦于不顾，陷国家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仗义讨民贼”，“冲开血路飞”唤起国民起来推翻清廷。又在《暑中狗》中怒骂和高呼：署中豢尔当何用？分噬吾民脂与膏。愧死书生无勇甚，空言侠骨爱卢骚。这首诗以极其辛辣的笔触把清吏比作狗。诗的前两句骂清吏只会吞噬民脂民膏，豢养尔等何用？后两句的意思是说：与其空谈推翻君主专制制度，不如用实际行动效法卢骚。他创办的《神州日报》不用清帝号纪年，首创以公元和干支纪年，可谓别开生面，表明了对清朝政府的不满。

　　在辛亥革命时期写的社论、函电、书评等多种文章，虽然这些文章涉及的范围较广，也颇庞杂，而且“沉郁委婉”，比较隐晦曲折，但字里行间仍经常闪烁着民主革命思想的光辉，体现了资产阶级革命派要求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理想。在主持《神州日报》时提出了“唤起中华民族之祖国思想”，“启发潜伏的民族意识”的主张。开始宣传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在以后相继出版的《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中，以代表“人民的呼声”为己任，以“振发国民精神，痛陈民生疾苦，保存国粹，讲求实学”为宗旨，发表了一系列短文，进一步宣传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

　　在反对清朝懦弱封建专制统治的同时，于佑任也强烈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他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主张民族独立的革命思想体现在他所创办的报刊当中。《民吁日报》问世不久，就发表了《论中国之危机》、《锦齐铁路与远东和平》等社论，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欲壑难填，在中国要求种种特权。又撰写《买日货者看看》的报道，揭露日货倾销我国的害处。朝鲜志士安重根在哈尔滨刺死极力主张并吞朝鲜的日本前驻朝统监，也就是当年胁迫清廷签订《马关条约》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当时，上海报纸多达数十家，但都缄默不语，唯恐刺激日本。只有《民吁日报》在于右任的“发扬蹈历史见长”的主旨之下，用显著的版面刊登了这条大快人心的消息，把伊藤博文称为“土匪流氓头子”、“大浑蛋”、“可怜儿”，认为他死有余辜。《民吁日报》不但刊登了消息，还发了社论，对朝鲜志士的爱国举动表示声援，同时也正确指出，个人暗杀活动不能根本解决问题，伊藤博文的死不可能改变日本军国主义既定的侵略政策，“伊藤死而满洲之风云恐更急，因日本有无数伊藤其后也”，“其死亦且无缓和中国之亡，矧后起其政策之激烈复有甚于伊藤，此我中国外交之前途所为愈危惧者也”。《民吁日报》这种立场，广大读者无不称赞，而日本驻上海领事对此则暴跳如雷，立即向租界当局提出严重抗议。要求道台会同租界当局查禁《民吁日报》。

　　在《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中的一些文章中，如《中俄交涉之余论》、《外患发微》、《告哀篇》、《日美新协商》、《诸君其忘外患乎》等文章，就是揭发了俄、英、日等帝国主义觊觎我蒙藏和南满地区领土主权的野心，呼吁国人保持警惕，并和列强的吞食活动进行斗争。

　　综上所述，于右任辛亥革命前后既反对清朝懦弱的封建专制统治，积极宣传和鼓吹革命思想，又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号召中国人民应当奋起反抗，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殖民统治，渴望民族自强。

　　二、坚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反对国民党右派。

　　1925 年 3 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孙中山去逝后，国民党内部一些人趁机掀起了“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帜，实行非三民主义的理论”。如：戴季陶的“纯正的”三民主义、蒋介石的“儒家化”的三民主义、西山会议派的假三民主义、汪精卫的曲解三民主义等都是打着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旗帜，其实都背叛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面对这种复杂的局面，于右任仍然坚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执行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4 年 10 月 23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发动“首都革命”，电请孙中山北上，于右任等自沪随行。孙中山扶病抵北京，病转加剧，入协和医院就医。孙精通医学，自知病重，无好转希望，因而加派于右任、吴稚晖、李大钊、陈友仁、李石曾五人为政治委员，组成北京政治委员会，处理常务。1925 年 11 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的林森、邹鲁、谢持、张基等十余人先后到达北京。23 日，他们在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开会，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主张与共产党分裂。这次会议即为“西山会议”。会前他们也曾找于右任，于以“道不同不相为谋”而拒之。1926 年，北方政局又发生变化，国民军在河北、山东相继失利，冯玉祥部退向察哈尔，宣告下野，形势对国民革命不利。中共北方区领导人李大钊，特请国民党执行委员于右任，专程前往苏联，敦促国民军领导人冯玉祥回国，重整旗鼓，收拾残局，完成国民革命的任务。在于右任出任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期间，认真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与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工农运动蓬勃发展，陕西出现了空前大好的国共合作局面，是大革命时期全国革命运动高涨的少数几个省份之一。驻陕总部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大力扶持工农群众，积极维护工人的合法利益。“改善工人待遇与工人生活”，在三原、华县等地，还举办了农民讲习所；驻陕总部为发展农业生产，颁布了一系列新的法令，取消苛捐杂税，减少地租。西安的群众活动，在全国仅次于武汉，每次群众纪念大会，于右任也应邀出席，并即席发表演说。过去由于受封建意识影响，难以开展的妇女运动，在新的形势下，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各地普遍成立了妇女协会。中山学院为了培养妇女干部还特别开设了妇女运动班，驻陕总部还采取委派女县长、招收妇女宣传员等措施，使男女平等变为现实。于右任主持的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行使着省政府的职权，实际上是一个实行国共合作的战时临时军事政权，提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的改革措施，提高了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推动了革命形势的更大发展。“当时文武学校学生，经常游行示威，进行街头宣传，妇女解放运动，亦十分活跃……外县亦有斗争并处决地主的农民运动。”一时间“陕西的工农兵学商妇等群众运动如火如荼，迅速高涨，轰轰烈烈的陕西大革命蓬勃发展，使陕西成为全国大革命中比较突出的省份之一。”1927 年 6 月 13 日，于右任来到武汉，在总政治部、第四军及汉阳兵工厂讲演，曾说：“中国革命，一个肩膀挑着中国革命，一个肩膀挑着世界革命。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团结起来，彻底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并将这些话亲自写成标语，分送各方。

　　由上可知，于右任在大革命时期，忠实执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三、坚持抗日和民族利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为了唤起民众，团结抗日，他用诗歌作为抗日救亡的武器。1937 年底，于右任在武汉与文艺界的朋友共同发起创办了《民族诗坛》（月刊），以刊登号召坚持抗战、宣传民族正气的诗词，董必武、郭沫若、柳亚子等许多著名诗人都有佳作在该刊发表。1937 年 12 月 13 日，南京失守，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军事委员会迁至武汉。是时，武汉实际上己成为中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中心，是中国政府继续抗战的核心基地。于右任 11 月20 日由南京乘船抵达九江，然后转赴南昌、长沙，沿途作了视察，才来到武汉。时监察院中亦有十数人聚集武汉，于号召他们分赴各地视察，为抗战出力。他自己以身作则，不时乘汽车出巡。1940 年，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了傀儡政权，在日寇的卵翼下，破坏抗日，于对此极为愤怒，4 月 14 日在中央台发表题为《以民族正气灭汪逆》的广播讲话。在讲话里，于右任号召各界团结起来，向日本军国主义和汪伪作坚决的斗争：“一、文艺界的同人们，握紧你们锐利无比的笔，写出刺刀炸药一样的字句，向着倭汪狂刺，向着倭汪猛袭。二、前线的战士们，瞄准你们的枪口，加紧你们的火力，将倭汪在民族战争的血泊中淹死。三、工人农人同胞们，你们举起铁锤，用尽臂力，一锤一锤将倭汪毫无怜惜的锤成死泥。你们提锄头，紧握镰刀，拿出最大狠心，将倭汪连根带蒂的一齐砍倒。忠勇的同胞们，举起民族正气的旗帜，高扬民族正气的歌声，洗去历史的污点，扫除腐臭的垃圾，欢呼民族的自由，共庆祖国的战胜！”1941 年初，皖南事变发生，日本的诱降活动频繁，对日妥协、与共产党分裂的乌云，笼罩山城上空，“光荣”、“体面”结束抗战的论调，一时甚嚣尘上。在这种形势下，为了发扬民族正气，将抗战进行到底，于右任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的成员，共同发起以端午节为诗人节，以纪念爱国诗人屈原，“用以懔危亡”。

　　从上述可知，于右任在抗日战争中，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反对汪精卫的卖国投降和蒋介石的反共，坚持民族统一战线的民族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