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于右任的民族观(2)

　　四、坚持爱国主义，反对分裂祖国和渴望祖国统一。

　　1948 年，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风卷残云之势，胜利进行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风雨飘摇的蒋家王朝灭亡已成定局。1949 年 1 月，蒋介石在一片责怨声中，把一个烂摊子交给李宗仁，宣告下野。李宗仁深感目前的危局，认识到只有和谈才是唯一的出路，并拟派于右任作为特使去北平。张治中则认为于留在南京，可以促使南京政府批准和谈后的协定，于右任遂未北上。国共和谈破后，1949 年 11 月 29 日国民党当局强迫于右任去台湾。

　　在台湾，于右任十分眷恋祖国大陆，思念家乡亲人。尤其是到了暮年，于右任对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建设十分关心。1962 年他在一首诗歌中写到：“昨夜梦入中原路，马首祥云照庶民。”老人多么希望能回到大陆，亲眼看看社会主义中国的新面貌，但一水相隔，千古遗憾！于右任也是多么希望破碎的山河早日重归统一，他曾作诗云：“破碎河山容再造，凋零师友记同游。中山陵树年年老，扫墓于郎已白头。”此诗发表后盛传海内外。1961 年，他还赠蒋经国一副对联：“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可是，由于台湾当局反共政策，于右任直到辞世前，也未能看到祖国的统一。

　　1962 年 1 月 24 日在天微微明时，写下了《望大陆》这首使人怆然涕下的悲歌：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苦！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这首万分伤感的哀歌，表明于右任渴望祖国统一的心情，是何等迫切！

　　二

　　爱国主义历来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传统美德。作为一名出身在封建社会，且取得一定功名的知识分子，又长期担任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长达 33 年之久的国民党政要员，始终坚持爱国主义的立场和品格。探究其民族观的形成，应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严重的民族危机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是形成于右任民族观的深刻时代根源。

　　自 1840 年鸦片战争开始，在西方列强一次次武力侵略扩张和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签定之下，中国一步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近代中国灾难深重的民族危机，激活了每一个有志于匡时济世者的忧患意识。生当其时的于右任也不例外。

　　在于右任 15 岁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895 年中日甲午战争以中国的惨败为转折，开启了中华民族觉醒的新起点。战争的失败，进一步加深了民族危机，也充分暴露了中国政治、军事、外交的腐败。泱泱大国竟然败在“蕞尔小邦”的日本之手，使思想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时人惊叹：“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则甲午一役始也。”自此而后，“朝野乃知旧法之不足恃，于是言变法者乃纷纷。”在极大的民族屈辱感刺激下，救亡图存、自强御侮成为人们共同关注的时代主题。

　　面对创巨痛深的民族危机，于右任忧国之心，伤时之戚更加深切。1900 年，国难当头，八国联军攻占了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仓皇出奔，狼狈地逃到西安，把陕西中学堂连同巡抚衙门改为西太后和光绪帝的行宫，学堂不得不宣告停顿。时岑春煊任陕西巡抚，当西太后母子的鸾驾进入西安时，岑春煊命令学堂师生衣冠整齐地跪在道旁迎接“圣驾”，足足跪了一个多小时，好不容易等到“圣驾”通过，才有人喝令大家起立散开。这事使于右任大为愤懑，国家已到这副样子，皇帝都要逃难，慈禧还要摆臭架子，兴师动众要大家跪着迎接她。他越想越气，回到宿舍，马上写一封信给巡抚大人岑春煊，要他趁此机会杀了西太后，拥护光绪皇帝重新实行新政。信写好后，被同窗好友看见，力劝于右任不要太莽撞，于右任打消了“上书”念头。这件事情表明他对清王朝封建专制的强烈不满，急切要求变法改变中国被帝国主义奴役的民族思想。这也与他最终放弃走科举仕途之路关系密切。应该可以充分地说，于右任民族观的形成及其深化，正是他所处社会环境的产物，是民族危机煎迫下酝酿陶铸的结果。

　　二、儒家匡时济世传统的熏陶和著名思想家朱佛光的启迪是形成于右任民族观的重要思想根源。

　　儒家传统教育是于右任爱国思想形成的又一重要原因。追溯中国历史发展长河，先秦儒家开创性代表人物孔丘孟轲学说，汉儒董仲舒、何休的思想理论，以及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的思想学说，包含了忧患、变异等关注民族生命与文化生命的思想素材。当民族濒临内忧外患的严重危机时，就会激活有志者谋求革新图强，推动社会进步的愿望。绵年数千年的儒家传统。爱国主义思想一直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于右任自幼饱读四书五经，接受了系统的儒家传统文化教育。1890 年进入当地毛氏私塾读书。除了读经书外，兼学诗文。唐诗三百首、古诗源、诗选等。后游学于三原宏道书院、泾阳味经书院和西安关中书院，读过《书》、《礼》、《史记》、《张子正蒙》等书，融会贯通，从所读的这些中国古籍中，了解民族文化大义。以为“士大夫立世当以周公，孔子为法。”于右任对儒家经典和历代典章制度的阅读中，熟知历史上仁人志士的言行举止，对无数大义凛然的爱国者身怀敬佩之情。西北地区作为人文底蕴的陇文化区域，有着浓厚的儒家经世传统，对当地士人的经世理想和实践无不产生深远影响。于右任仰慕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格，推崇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于右任首先师从毛班香，毛老师的治学之道，为人做事和独特的教学方法使于右任受益匪浅。特别是读了文天祥和谢枋得的两册诗集残本，就觉得“声调激越，意气高昂，满纸的家国兴亡之感。”尽管后来他作为中国末代王朝的叛逆者已根本否定了他自己所称的儒家名号，还批判董仲舒为“儒生眼界客方寸，抵死倡言罢百家，”但孔子儒家思想的本质却在其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奠定了其民族思想的基石。

　　于右任民族革命思想的形成，还来自家庭的熏陶。他在1879 年 4 月 11 日生于小商人家庭。在自述中说：“至于我之所以略识学术门径，却以得益于庭训为多。”在房伯母的谆谆教诲下。1896 年考中秀才，24 岁又考中举人。按中国封建时代知识分子惯常所走的道路，他可以在科举道路上继续走下去，中进士点翰林加入封建官僚行列。但中国近代社会急剧动荡，改革思潮迭起，于右任宁愿背谤而不愿迁就现实。他的父亲是一个小商人，每年薪水不过数十两银子，不但发奋读书，也喜欢买书，尽管家境甚窘，但只要有好书，却从不吝啬薪资，照买不误，以至于家中到处都是书。父子常常晚上在灯下互为背诵，背时皆向书一揖熟则夜深相伴不寝。后来于右任在“斗口村扫墓杂诗”中，有一首记述其事：“发愤求师习贾余，东关始赁一椽居。严冬漏尽经难熟，父子高声替背书。”于右任年仅两岁，母亲去世，他由伯母房氏所抚养。他伯母真可算得上是在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优秀文化陶冶下，产生的无数既平凡又伟大的妇女中的一个。于右任在《牧羊儿自述》中，回忆起房氏伯母“爱护之心和严正之气，至今梦寐中犹时时遇见。”终其一生对伯母的养育之恩，始终感念不忘。

　　于右任矢志革命的启迪者是陕西提倡新学最有力又最彻底的朱佛光先生，他不仅对国学有精湛的研究，对西学也有相当的了解，而且他还是明秦王的后裔，所以除了提倡新学外，兼讲明末“遗老”精神，所谓“遗老”者，就是明末清初的顾亭林、黄宗羲、王夫之、李二曲这些人物，这些人物的目的是要反清复明，讲的就是民族革命。而所读的《礼运》、《西铭》、《明夷待访录》，甚至谭复生的《仁学》，都讲的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宇宙精神和夷夏之防的民族大义。也因为他心里潜藏着革命的思想，时常启示学生们关心国家大事，注意时代潮流。对有些学生读曾国藩、胡林翼遗集时，他就提醒他们：“文章虽佳，题目则差，请你们留意。”这句充满民族大义的话，使于右任大受启发，便将所有曾、胡遗书烧毁，颇有天地悠悠、沧然涕下之慨。这些都表明于右任已渐次从传统的忠君爱国思想中游离出来。值得指出的是，于作为一介儒生，之所以没有走上康、梁维新变法的道路，显然是受到了朱佛光激进思想的影响。

　　可以说，儒家匡时济世传统的熏陶、良好的家庭教育以及著名思想家朱佛光的启迪对他的民族观的形成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西学东渐的近代化热潮是激发于右任民族观的时代因素。

　　以 1840 年鸦片战争的失败为契机，急剧变幻的时势，给中国社会各个不同阶级和阶层以震撼性的巨大刺激，迫使长期处在与世界隔绝封闭状态中的中国人，从“天朝上国”的神话殿堂里渐渐觉醒，开始改变对外部世界的传统看法，开始注意到了向西方学习。但从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层面，上升到带有近代意义的思想文化启蒙和政治制度变革的要求，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酝酿过程。

　　学习西方的思潮，先是从鸦片战争前后，以林则徐、魏源等地主阶级改革派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随后，由洋务派的“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进一步加以倡导，并付诸初步实践。至 80 年代，随着西学东渐的不断推进，王韬、郑观应、薛福成、马建忠等早期改良思想家越来越认识到“变局”的危机，并在深重的忧患意识下渐次亮相，进一步迈开了解西方、认识西方并进而学习西方的步伐。从 70 年代所达到的思想高度出发，认识到中国富强的根本不在于学习西方的技艺，而在于西方的藩篱，预示了向西方学习的社会思潮以更加广阔的规模和幅度扩展，这就为新一轮的维新运动的兴起作了舆论上的先导。当维新思潮在全国上下蓬勃兴起之时，于右任精神为之一震，开始接受维新派的政治主张，热烈拥护维新运动。代表了当时许多有志维新知识分子的共识，表明他的爱国主义民族观在近代特殊历史条件下合乎时代潮流的发展。

　　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处于近代中西文化大交汇的特殊历史环境，滋养并丰富了于右任的爱国主义民族观及其实践精神。

　　四、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是形成于右任民族观的重要因素。

　　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人们谈起中国近代民主革命思想往往以孙中山为代表，这是自然的事。1894年，在孙中山领导下，中国近代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兴中会在檀香山成立，在成立大会上，通过了孙中山起草的《兴中会章程》。章程揭露了中国的危急形势，号召“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夏之将倾”。章程谴责了清政府的昏庸无能，并响亮的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号召，在章程之外还规定入会者必须履行宣誓手续。誓词为：“联盟人某省某县人某某，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倘有二心，神明鉴察。”这是首次提出了推翻清朝帝制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革命主张，成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一个纲领。1904 年 2 月，黄兴在长沙成立了华兴会。同年 6 月刘静庵在武昌成立科学补习所。是年冬天，光复会在上海成立。1904 年或稍后，各地还出现了一些革命团体，如江西的自强会，安徽的岳王会。贵州的科学会，云南的誓死会等。这些团体的主张基本上代表了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利益，是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团体。革命形势的发展提出了建立全国性革命组织的要求，孙中山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点，积极展开了建党活动。1905 年同盟会成立，在《同盟会总章》中，孙中山和他的战友确认：“本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标志着这个后来称之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的“三民主义”思想体系已经形成。1905 年，于右任为了开辟新的反清舆论阵地，决定创办报刊，由于资金和技术的缺乏，于右任一筹莫展。1906 年怀着要办一张革命报纸的愿望，决定东赴日本求助于留日的革命志士，并学习日本的新闻经验。到达日本后，经陕西留日学生康宝中的引荐，于右任结识了正在从事革命活动的孙中山先生。孙中非常高兴，与他作了通宵长谈，于右任乘机提出了一些疑惑不解的问题，两人交谈中，孙中山把平均地权的理论与实践以及进行的步骤向于右任阐述，因此加深了于右任对革命事业的信心。11 月 13 日，于右任经康心孚、胡汉民介绍加入同盟会，从此，于右任成为孙中山的一名忠实信徒。由此可见，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对于右任民族观的形成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综上所述，不难推知：于右任民族观应是各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个人离不开生存的社会环境，也离不开自身的主观努力。我们既要看到其中复杂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原因，也要注意其个人的主观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