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瑜的文化史研究之旅(2)

　　《中华文化史》不仅为改革开放时期复兴的文化史学界提供了一部具有标竿意义的中型文化通史，更重要的是为文化史学界贡献了较为系统的文化史研究理论和方法。在该书导论中，冯天瑜将多年来关于文化史基本问题的思考加以深化和全面展开，首次明确阐述了文化史研究的任务，指出：文化史把人类文化的发生发展作为一个总体对象加以研究，从而与作为社会知识系统某一分支发展史的学科如哲学史相区别；文化史研究尤其注意人类创造文化时主体意识的演变，从而与研究客观社会形态的经济史、社会史相区别；文化史不仅要研究文化的“外化过程”，即创造物化产品，改造外部世界的历史，而且要研究文化的“内化过程”，即人自身在以上实践中不断改造自身的历史，同时还要研究“外化”与“内化”过程如何相互渗透，彼此推引，共同促进文化的进步；文化史研究格外留意于主体色彩鲜明的领域，如人的认知系统、语言文字系统、宗教伦理系统、习俗生活方式系统，同时，对那些主体性较隐蔽的科技器物系统、社会制度系统，也着力剖视潜伏其间的主体因素的创造作用。这些论述，对文化史理论与研究方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上篇“中华文化生态”部分，冯天瑜引入美国文化人类学家J.H.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理论，提炼出“中华文化生态”这一创新概念，并围绕地理环境、经济土壤、社会结构三层次讨论中华文化生成的机制，剖析出中华文化生态的独特个性，即：区别于开放性的海洋环境的半封闭的大陆—海岸型地理环境；区别于工商业经济的家庭手工业与小农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并辅之以周边的游牧经济；区别于古代希腊罗马城邦共和制、元首共和制、军事独裁制，中世纪欧洲和日本领主封建制以及印度种姓制的家国同构的宗法—专制社会。这些关于中华文化生态的阐述，为后来者研究文化史开辟了重要的理论视野。

　　《中华文化史》出版后，冯天瑜对文化史基本理论的思考继续深入，其目光进一步投射到中华文化的生成机制上。2013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冯天瑜的《中华文化生成史》。在冯天瑜的诠释中，“文化生成史”是一门独立的学问，它的成立在学理上有自已的渊源：“有了人类方有文化的生成，文化生成史也就是一门洋溢着主体性的人文学。”它有独特的研究对象，即“把人类文化的发生发展作为一个总体对象加以研究”，“从而与作为社会知识系统某一分支发展史（如文学史、史学史、科学技术史、哲学史）相区别”。它在研究路线上“追究人与生存环境的互动关系，通过对物化的精神和精神的物化的双向探求，把握文化生成机制及其发展走势”[7]（P136）。具体言之，其研究有三个特点：其一，在研究人类文化发生发展的总体过程时，尤其注意于推进文化的动力机制的考察。其二，不仅研究文化的“外化过程”，即人类“开物成务”，创造各种物化产品，从而改造外部世界，使其不断“人化”的过程，而且研究文化的“内化过程”，即文化的“主体”——人自身——在创造文化的实践中不断被塑造的“化人”过程，同时还要研究外化过程与内化过程的交相渗透，彼此推引[7]（P135-136）。其三，重在结构分析，揭示隐蔽在深层的、决定集体生存的结构性力量。但是，这样一种关注“结构”的研究，不意味着忽视人的历史主动性。一方面，人作为文化生成的积极参与者和有限度的主导者，并未因结构性的历史必然性而消极无为；另一方面，“文化是群体创作物，但作为知识精英的‘士’，于‘道’、‘器’两方面富于个性的发现、发明，是文化生成中的灿烂亮色，其对文化进程往往产生关键性影响，不因‘结构’的先定性而消弭，又与‘庶众’的基础性创造彼此应和、相互推助”[7]（P8）。

　　从《中国古文化的奥秘》经《中华文化史》再到《中国文化生成史》，冯天瑜在不断的研究和探索中，对文化史理论与研究方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化史学界，这样的贡献是不多见的。

　　二、聚焦中华文化的“轴心时代”与“近代转型期”

　　《中华文化史》的出版标志着冯天瑜在中华文化史的整体研究上取得重要成绩。与整体文化史研究同时，冯天瑜还聚焦于中国文化史历程中的两个重要时段，一个是先秦——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一个是明清——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期。抓住“轴心时代”也就抓住了贯穿中国文化的精神脉络；抓住了“文化转型期”也就抓住了中国传统社会“新变”的关键节点。

　　1992年，台湾文津出版社出版了冯天瑜的《元典：文本与阐释》；两年后，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简体字本。“元典”一词，系冯天瑜所创发，其渊源则来自雅斯贝尔斯著名的“轴心时代”之说。在《人的历史》中，雅斯贝尔斯说：“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人类的物质、精神基础同时地或独立地在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腊开始奠基，而且直到今天人类仍然附着在这种基础之上。”这个时代被称为“轴心时代”。“这个时代产生了我们今天依然要借助于此来思考问题的基本范畴，创立了人们至今仍然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宗教。”[8]（P38-40）正是在轴心时代，一个民族的原创性精神首次得以系统地整理，由此形成的典籍即所谓“元典”。在“元典”中，蕴涵着该民族整个文化系统以后发展过程的密码，集中反映了民族的集体经验和文化心态，并成为一个民族垂范永远的精神象征和取之不尽的精神源泉。因此，对元典符号编码的破译，是了解一个民族、认识一种文明、理解一个社会的关键和纲领。

　　冯天瑜所定义的“中华元典”，是中国古老而又影响深远的典籍《诗经》《易经》《尚书》《春秋》，三《礼》以及《论语》《墨子》《孟子》《老子》《庄子》《荀子》等。这些典籍在中国古代都有专门之学。冯天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观念把这些典籍作为中华文化“轴心时代”的思想凝结加以考察，致力于揭示它们是如何成为中华文化的精神基础，其包藏的基本精神如何在历史长河中被反复阐扬，这种转换着的元典精神在中国近代化运动中如何发挥功能。正是在这样一种文化关怀之下，冯天瑜从“元典”的文化实践中掘发出“循天道、尚人文”“通变易、守圜道”“重伦常、崇教化”等“元典精神”，更提出“文化重演律”的重要理论。他诠释“文化重演律”说：“‘文化重演律’是‘否定之否定律’在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表现，指文化的演进不是直线式的，而呈螺旋上升状的‘回复’与‘重演’。”这种“回复”与“重演”实际上是一种“文化返祖”。而其所返之“祖”，往往是元典所贮蓄的某一民族文化的“元精神”。

　　冯天瑜关于“中华文化元典”的解读是其文化史研究的一大创新，它直指民族精神文化之根，并破译了中华文化的生成密码，描摹出其精神历程的运动过程。更值得称道的是，冯天瑜关于“中华文化元典”的研究，是在与《吠陀》《荷马史诗》《圣经》等世界其他民族“文化元典”的贯通比较中进行，由此呈现出宏大的视野与令人信服的逻辑力量。

　　继《中华元典精神》出版后，冯天瑜关于“中华元典”的研究一直在深入。202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冯天瑜与姚彬彬合著的《中国元典文化十讲》，与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的《中华元典精神》比较，该书特别补充或强化的内容，要之有三：第一，自汉代形成的经学传统，只将儒家书籍视作经典，有五经、七经、九经、十三经之传习。这是不错的，然儒家典籍之外的诸子书也颇具元典性，如《墨子》的兼爱和科学精神，《老子》的道法自然和无为无不为，《庄子》的超然逍遥和相对思维，《韩非子》的法不阿贵及变革精神，皆传世不遗，理当纳入元典系列。成书肇始于轴心时代的佛典哲思博大，两汉以降译传中国，影响深远，中国僧人又有自创（如《六祖坛经》），广播朝野，亦当纳入元典行列。第二，今传元典，多为两汉以下传世文献，经历代儒者修订甚至改窜，不一定是先秦旧貌。而出土文献乃入土时原书，晚近方得见天日，其原初性值得重视。“十讲”于数十年来元典出土文本略加评介，期以世君子重视此一情节。第三，元典精义的近代转换、对现代文明的启示，切关宏旨，“十讲”尽量在有限篇幅内突显此一要点[9]（P2）。经此修订，冯天瑜的“元典”说更为精密完善。

　　冯天瑜研究“中华文化元典”，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关怀，这就是中华民族近代转型的精神动力如何构成。事实上，“近代转型”的问题意识早就贯穿在冯天瑜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史研究中。20世纪70-80年代的中国处于时代巨变的潮流中。“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与结束，改革开放的开启与剧烈震荡，使这一时代的知识分子深感明清以来的中国文化转型远没结束，中国仍然处在文化转型时代。“文化转型”问题因此成为知识界关注的焦点。冯天瑜敏感于这一时代潮流，对这一问题展开了日渐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