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瑜的文化史研究之旅(4)

　　继1984年版的《张之洞评传》之后，1991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冯天瑜、何晓明合著的《张之洞评传》，对张之洞进行了更为深广的研究。2020年，冯天瑜再次推出新版《张之洞评传》，将他近20年来关于张之洞研究的一些思考、一些新的拓展补充到原来的著作中。对于其“积40年研究之功，三次为晚清名臣张之洞写传”的旨趣，冯天瑜解释说：“中国历史有两次最重要的突破性进展，一个是在周秦之际，从战国到秦汉帝国的建立这个阶段，是一次大的转折，从制度文化而言，就是从周制转为秦制。第二次是晚清时期，即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又一次十分深刻的变革，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化，从君主专制制度向民主制度转化。张之洞生于1837年，死于1909年，完整地经历了中国的第二次转型过程，所以如果说要通过一个人来反映、来认识一个时代，张之洞比较典型，他的经历、变化比较完整地反映了清末一直到辛亥革命前夜这一个阶段的社会变化。”[15]因此，张之洞研究仍然是冯天瑜关于中国社会和文化近代转型研究的有机部分。

　　辛亥武昌首义是发生于湖北武昌的重大历史事件，与张之洞的湖北新政有密切关联。冯天瑜出生于湖北，对武昌起义怀有拳拳情怀。1985年，他和贺觉非合著的《辛亥武昌首义史》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系冯天瑜在贺觉非《辛亥武昌首义史稿》的基础上补写若干章节，改造原有篇章，增添必要的分析和关键问题的考证后完成。贺老去世后，冯天瑜又对全书稿作了一次通盘改写，删削累赘引文，增补近年发现的新史料[16]（P2）。在此后的岁月中，冯天瑜从未停止关于武昌首义史的研究和思考。2011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冯天瑜、张笃勤合著的《武昌首义史》，该书之撰述虽以前书为底本（冯天瑜语），但无论是全书之格局、考证之细密、描述之周详，皆有更大超越。尤其是在历史哲学的把握上，《武昌首义史》呈现出新的视野。冯天瑜在该书的导言中借用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代表学者布罗代尔的历史研究“时段”——即区分地理时间（长时段）、社会时间（中时段）、个体时间（短时段）——理论，指出：“传统史学较多注目于‘个体时间’，主要用力于重大政治事件、外交活动、军事征战等‘短时段’事变的研究，这显然是有缺欠的。今日我们作辛亥首义史考辨，必须超越狭隘的政治史观，将视野投射到近代社会转型全貌，从结构、局势、事件的辩证关系探索这一历史事变的生成机制。”“考察辛亥革命，当然需要细致入微地梳理1911-1912年间发生的‘短时段’剧变，但还须追究其背后的‘中时段’社会结构造成的久远影响，考察19世纪60年代汉口‘开埠’以来，尤其是考察1889年张之洞（1837-1909）总督两湖、主持‘湖北新政’以来二十年间的社会变动，考察兴实业、办文教、练新军等诸多近代化事业造成的经济、社会及观念形态的深刻演化，还要考察辛亥首义之后错综复杂的政情演绎与社会变迁，从而在既宏阔又精微的历史视野下，辨析辛亥首义史的起承转合。”在这样的思路下，“辛亥武昌首义”的历史内涵被重新发掘，其“近代转型”的身影更加清晰。

　　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是一个有着高度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课题。为此，冯天瑜在研究上殚精竭虑。201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冯天瑜的《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管窥》；2017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冯天瑜、黄长义主编的《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的内因与外力》，此书距离1988年巴蜀书社出版的《东方的黎明——中国文化走向近代的历程》有30年。与此种情形类似，冯天瑜的张之洞研究、辛亥武昌首义研究跨度也都达30-40年。谢贵安评论说，冯天瑜的学术研究具有极强的持续性和韧性。是为的论。

　　三、日本角度：研究中国文化的新视域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始，冯天瑜受日本方面邀请，多次造访日本，相继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爱知大学和京都的国际日本研究中心担任特聘教授和从事研究。

　　位于日本名古屋市的爱知大学，前身是1901年创建于上海的东亚同文书院，书院以“中国学”研究为专务，每年派学生到中国各地进行调查，以调查报告书作为毕业论文，分别向日本外务省和军方呈送，前后持续40余年，总计派出4000余名日本学生，旅行线路700余条，遍及除西藏以外的中国所有省区，形成调查报告千余份。冯天瑜于1998-2001年在爱知大学讲学期间，敏锐地发现这批资料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回国后，他与李少军、刘柏林合作编译了《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资料选译》（上、中、下），并推动国家图书馆出版了《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手稿丛刊》200册及《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手稿丛刊续编》，冯天瑜担任主编。冯天瑜指出出版这批资料的意义有二：

　　其一，近代日本进行的中国调查，系“大陆政策”的产物，是为日本侵略中国的战略服务的。这一历史真实，国人不可忘却。日本对华商战和军事侵略屡屡得手，与其由满铁、东亚同文书院等机构提供系统的、巨细无遗的中国调查颇有关系。反之，中国对日本和中国自己的了解则大而化之、粗疏零乱。中日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对于对方国情的“信息不对称”状况，这是一个极大的历史教训。

　　其二，日本的官方与民间在一个长时段运用近代实证科学方法开展周详细密的中国社会调查，有些是对当时中国官方及民间零散资料的集中与整理，有些是运用社会学的实证调查方法采集第一手材料。经数十年积累，日本人掌握了关于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方面的翔实信息，留下卷帙浩繁的见闻录、考查报告，以及在此基础上编纂的志书、类书等等文献，为从事晚清民国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研究提供了直接或间接的数据，其调查方法的精密、系统，也足堪借鉴[17][18]。

　　利用这批资料，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的一批学者已开始系统开展关于晚清民国史的分学科研究。冯天瑜与北京大学周建波团队合作的专著《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之研究》即将出版。周建波致信冯天瑜谓，没有您的推动，这项研究绝对是藏在深闺无人知。

　　1862年，日本幕府官船“千岁丸”来到上海，这是一件毫不起眼也几无人注意的历史事件。但是，冯天瑜敏锐地发现在这一历史事件中包含了极为丰富的信息。200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冯天瑜的《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1862年的中国观察》。他的问题意识是：“在疑云密布的东亚海陆交界处，日本幕府官船‘千岁丸’带着怎样的使命，于1862年这个‘中国政治史上十分重要的一年’，来到中国军事、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的‘焦点’上海，使团的幕府官员（幕吏）及随行的诸藩武士（藩士），在上海获得了哪些见闻，引发了怎样的思考？这些见闻与思考对日本的幕末维新乃至以后的明治维新起到怎样的作用？在中日两国社会近代转型的关键时刻，‘千岁丸’上海行透露出怎样的信息？”茅家琦著文谈论其观感说：“读此书后，学者们不能不产生如下思考：从中国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中吸取什么样的经验教训，中日双方各不相同，中国方面，志士仁人热衷于做‘洪秀全第二’，日本方面却从‘太平天国否定论’中得到启示形成另一条‘开国路线’。这条路线，虽然存在弊端，日本国的现代化走过的道路也曲折坎坷，但是取得的成就则是显著的。如何历史地、全面地认识、评价这一条路线，从而吸取有益的东西，仍然值得学者研究。学者们也不能不产生如下思考：文明古国，礼义之邦，打开国门，一下子就变成如此贪利、庸俗、无耻，从100年的历史看，‘经济发展、道德落后’，似乎是落后地区推动现代化必然要出现的一种现象。应如何认识并预防或治理这种现象?人们阅读冯著，对上述两个问题会得到若干启示。”[19]（P510-511）

　　从《东亚同文书院中国调查资料选译》到《“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一八六二年的中国观察》，两书的共同特点是发掘来自日本的第一手资料来观看中国历史的另一面相，同时发现日本人对中国的观察是如何影响了日本的近代历史，更进一步揭示在历史转折关头，日本和中国为什么走上命运不同的道路。这样的研究，不再是就中国论中国，而是将近代中国置于中日交往与东亚近代变迁的大环境下，由此获得更广阔的视野，得出更有深度的结论，这显然是得益于他在日本的访学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