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佳木：从新中国史看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2)

　　古代中国一直处于世界文明的前列，是文明古国，也是大国、强国，只是近代由于封建专制制度的顽固而错过了工业革命的时代列车，导致其屡遭列强的侵略欺辱，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民族独立和工业化成了近代中国面临的两个最大的问题，谁能提出解决这两大问题的正确主张并付诸实施，谁就能担负起领导中华民族的历史重任。在欧美国家，这两个任务一般是资产阶级担负和完成的，但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民族资产阶级经济上缺乏独立性，政治上软弱、短视、摇摆，不愿也不可能彻底反帝反封建，所以无法担起这副担子。相反，工人阶级虽然人数较少、年龄较轻、文化水平较低，却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它不仅受压迫最深重，力量最集中，革命最彻底，最有战斗性，与占人口多数的农民阶级有天然联系，而且当先进知识分子通过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与工人运动相结合而成立中国共产党后，更具有了领导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两重革命任务的能力；同时，中国共产党也自然而然地成了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和中华民族先锋队，担负起了阶级解放和民族复兴两副担子。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我们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最彻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锋队。”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国家获得了独立，扫清了工业化道路的政治障碍，但还存在诸多问题：一方面，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还在时刻受到外部势力的威胁，帝国主义还在对我国进行孤立和封锁，阻挠我国最终完成统一；另一方面，经历长期战争后的国民经济还有待恢复，小农经济也有待改造，资金、物资、技术和管理人才等更有待积累和培养，一时还不具备进行工业化建设的条件。因此，巩固民族独立和实现工业化，仍然是摆在我们党面前的两大历史性任务。能否完成这两个任务，仍然是对我们党领导能力的巨大考验。现在，70多年过去了，中国共产党不仅在中国早已建成了社会主义制度，而且使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安全得到了空前巩固，综合国力在世界排名中得到了空前提高，正在向着国家完全统一和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稳步前进。事实雄辩地说明，“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是正确的”。

　　一、竭智尽忠，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

　　新中国成立前夕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宣布，我国外交政策的原则是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因此，新中国成立后，自然选择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同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当美国趁朝鲜内战之机派舰队侵占台湾海峡，组成所谓“联合国军”入侵朝鲜，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时，不顾国家仍处于战后恢复时期、中美在经济和军事装备上存在的巨大差距，毅然派出志愿军赴朝作战，并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捍卫了我国安全和远东地区的和平。与此同时，和平解放了西藏，实现了大陆统一；此后又为粉碎美国妄图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对金门国民党军实施了大规模炮击；为支援越南抗击美国侵略军，派出防空、工程部队，捍卫了祖国南大门的安全，并迫使美军退出了东南亚，对国际局势产生了深远影响。

　　20世纪50年代后期，苏联主要领导人忽视我国主权，提议中苏建立双方共管的长波电台和潜艇舰队，遭到了毛泽东断然拒绝。随后，由于他们在中印边境冲突中明显站到了印度侵略势力一边，还单方面召回在华专家、撕毁政府合同，导致两国关系破裂，甚至调兵遣将，制造中苏边境冲突，严重威胁了我国安全，毛泽东又提出“两个中间地带”和“一条线”“一大片”的思想，以及“立足于早打、大打、打原子战争”和“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要求加大对大小“三线”和其他战备工程的投资，号召全国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从而为反侵略战争赢得了时间和主动。

　　20世纪60—70年代，亚非拉独立运动风起云涌，美国为集中力量同苏联争夺世界霸权，急于从越南战争中脱身，频频向中国示好。面对国际形势的变化，毛泽东审时度势，作出不是战争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战争的判断，并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及时调整外交战略，实现了美国在任总统访华，打开了中美关系缓和的大门，又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大力支持下，恢复了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改善了我国国际地位和安全环境，也为后来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铺平了道路。

　　改革开放后，根据大部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独立后面临发展难题、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形成均势、世界大战一时打不起来的国际形势新特点，邓小平作出关于当今时代主要问题是和平与发展的论断。随后，我国在对外政策上作出了较大调整，强调革命不能输出，在国与国的关系上不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别，全方位发展对外友好关系，同时，仍然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加强同第三世界团结合作作为新时期的基本外交政策。当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格局结束时，邓小平提出对国际形势变化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方针，使我国平稳度过了世界大变动、大动荡的历史关口。

　　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末，有些国家妄图侵犯我国的主权，如越南当局驱赶华侨并在中越边境制造流血事件，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借口我国平息“八九”风波对我国实施所谓“制裁”，美国为首的北约在南斯拉夫轰炸我驻南使馆，美国战机在我国南海空域与我战机撞击，日本政府宣布购买钓鱼岛及其附近岛屿等，我国政府均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维护了领土完整、国家安全和民族尊严。邓小平指出“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并重申毛泽东关于防止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的警示。这一时期，我们党还正式提出了“一国两制”构想，收回了香港、澳门的主权，雪洗了中华民族的百年耻辱，向祖国完全统一迈出了重要一步。

　　进入21世纪，为促进祖国统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对“台独”分裂势力起到了重要的遏制作用。为顺应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时代潮流，把握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特点，我们党和国家又提出建设和谐世界的主张，作出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外交布局，建立了中俄“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启动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组织，建立了中非定期协商机制和合作平台——中非合作论坛，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和二十国集团（G20），为自身发展争取了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

　　党的十八大后，根据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我们党一方面坚持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我国发展仍然处在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另一方面，着重指出当前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强调“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要求各级干部要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调节能力和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方面长期占据优势的客观现实，“认真做好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合作和斗争的各方面准备”。为维护国家正当权益和加强国防建设，我国设置了东海防空识别区，加强了钓鱼岛海域巡航，进行了南海岛礁基础设施建设并部署防御性力量，建立海外后勤保障基地，深化军队改革，强调做好军事斗争准备，突出战斗力标准，严正声明任何人不要幻想中国吞下损害自身利益的苦果。同时，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在积极参与和推动已有国际对话及合作平台的基础上，倡议和促进“一带一路”建设，使我国逐步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外交布局，越来越多地成为国际组织、国际会议、国际行动的发起者、倡导者、组织者，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不断提升，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

　　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还创造性地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把安全概念由过去局限于政治、国防、治安，扩大到经济、文化、社会、科技、网络、生态、资源、太空、深海、极地、生物以及海外利益等领域，同时，对和平统一和“一国两制”作了进一步全面、准确的解读，强调为防止外部势力干涉、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一国”是实行“两制”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坚持“一国”，“两制”才能并存。在香港接连发生反中暴恐事件后，国家决定实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一举改变了香港在国家安全方面长期“不设防”的状态。针对前一时期“三股势力”造成大量无辜群众罹难的情况，有关地区近几年通过举办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和整治“泛清真化”，遏制它们的兴风作浪，铲除了它们赖以生存的土壤，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安宁，受到人民群众广泛而热烈的拥护。

　　所有这一切，使我国独立、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得到了进一步巩固，也使国家统一大业愈益接近最终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