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佳木：从新中国史看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3)

　　二、审时度势，积极谋求国家建设更快发展

　　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历史时期的另一个任务，是抓紧实现国家工业化，挽回近代被耽误的时间，赶上时代进步的潮流。70多年的历史表明，我们党在这方面也是不辱使命的，不仅适时制定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而且多次抓住历史机遇，使新中国用很短时间便走完了西方先进工业国用二三百年才走完的路，使中华民族终于以昂扬姿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建立没有人剥削人的共产主义社会，是我们党建党时确立的奋斗目标。后来，通过革命实践，我们党认识到中国不同于先行工业化的欧美，故将革命分成了两步走，第一步先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当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胜利和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针对我国现代工业仅占国民经济不到10%的实际情况，又决定暂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先搞一段新民主主义，允许资本主义工商业在无产阶级专政和国营经济占主导的条件下，再发展一个较长时间，以便为重工业建设积累资金、物资和培养人才。然而，新中国成立刚刚3年，毛泽东又提出要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并用10—15年过渡完。发生这样的变化，是否因为我们党要急于搞社会主义呢？是否因此而走了弯路、耽误了时间呢？只要深入分析历史就不难看出，实际情况不仅不是这样，而且恰恰相反，这是我们党在遇到有可能提前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历史机遇时，作出的一个敏锐反应和英明决策。

　　恩格斯说：“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朝鲜战争的爆发，我国安全面临严峻挑战，优先发展重工业成为具有极大紧迫性的问题。有关部门在编制“一五”计划草案时，把苏联和欧美国家的工业化道路作了反复比较，一致认为“一五”计划必须以重工业为重点，这使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必要性更加突出了。然而，要使这种紧迫性、必要性具有可能性、现实性，还必须争取到先进工业国的帮助。那时在工业化国家中，可能给我们帮助的只有社会主义苏联。所以，1952年周恩来、陈云一行前往苏联，洽谈对我国“一五”计划建设的援助问题。斯大林过去对我们党是否是民族主义政党一直抱有怀疑态度，但当他看到新中国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出兵抗美援朝，以巨大的民族牺牲捍卫了包括苏联在内的远东地区和平后，不仅消除了怀疑，而且感觉对中国有所亏欠，当即答应给予全面援助。斯大林表示：中国志愿军在朝鲜作战和在国内发展橡胶生产两件事，也是对苏联的援助。关于斯大林的这个转变，毛泽东后来在同苏联驻华大使谈话时也说过：“苏联人从什么时候开始相信中国人的呢？从打朝鲜战争开始的。从那个时候起，两国开始合拢了，才有一百五十六项。”所以，毛泽东正是从斯大林的这一表态察觉到其中蕴含的重大机遇，从而在中央书记处听取周恩来、陈云访苏情况汇报和研究“一五”计划方针、任务的会议上，改变了先搞一段新民主主义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原有设想，提出立即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

　　为什么提前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基本建设就要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呢？这是因为，1952年虽然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已顺利完成，工业生产在国民经济中、国营经济在工业生产中的比重也有较快增加，农业互助合作化运动正全面开展，朝鲜战争战局也已趋于平稳，但这一切并没能改变我国资金、物资和技术力量极度匮乏的状况。因此，当苏联答应在设备设计和制造、无息和低息贷款、派遣经济和技术顾问、接收留学生等方面予以援助时，我们还需要把有限的资金、物资、技术力量加以集中调配，才能适应新形势。这就不能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私有制进行改造，不能不实行苏联那样的计划经济体制。而这样做当然就不再是新民主主义，而是社会主义了。可见，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不是为了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而是为了工业化、围绕工业化的。党中央在后来制定以“一化三改”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时，明确指出工业化是主体，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两翼”，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实践表明，正是这个决策，为我国工业化的“弯道超车”抓住了一次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这个机遇期从1952年持续到1960年，在此期间和随后一段时间里，中国人民节衣缩食、艰苦奋斗，仅用四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便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我国和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差距能在短时间里迅速缩短，与此有着密切关系。

　　前面说到，“文化大革命”后期，中苏矛盾激化，美国为集中力量同苏联争霸，急于从越南战场脱身，暗示有求于我。毛泽东同意尼克松访华，从而改善了中美关系，使我国在同苏联霸权主义斗争中增加了分量，也撬开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我长期封锁的门缝，得以从它们那里进口一些先进设备，一定程度上进一步缩小了我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这是我们党为中华民族复兴抓住的又一次历史机遇，只不过由于那时我国还处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把进口设备和技术统统批成“洋奴哲学”，阻碍了对外开放的步伐，耽误了一点时间，所以只能算抓住了半个机遇。但实事求是地说，耽误的时间并不多。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主要国家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定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与黄金挂钩，游资难以流动。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这个体系解体，加上西方发达国家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才使大量游资和耗能大、污染高的制造业设备得以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就是说，在此之前，即使我国实行开放政策，西方国家也不会对我国大量投资和大规模出售先进设备。1977年邓小平再次恢复工作后，把“文化大革命”后期抓住的那半个机遇继续加以扩大，实现了中美建交，从而完全打开了同西方关系正常化的大门，终于使我国有了全面对外开放和实行国际大循环的条件。

　　20世纪70年代末，一方面由于“四人帮”被粉碎，“左”的禁锢被打破，出现了全党全民思想大解放的局面；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过民族民主运动纷纷独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求和平谋发展的呼声日益高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国际局势逐渐缓和。对此，邓小平作出了关于时代主题的新判断，抓住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机遇，确立了市场、资源两头在外的发展战略。从那时到现在，这个战略机遇期持续了40多年，使我国更加缩小了同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的差距。与此同时，我国国民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二位，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成为了世界上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制造业大国，并开始向制造业强国和信息化大国迈进。

　　最近一个时期，西方经济危机此起彼伏，导致世界经济增速乏力，国际市场萎缩，贸易摩擦加剧，逆全球化抬头，这给中国经济造成很大负面影响。针对这一新情况和我国内需已成为经济发展根本支撑的实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决定对我国发展战略进行新的调整，提出要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特别是刚刚过去的2020年，我国人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顶住了美国频频发动的贸易战、科技战，同时取得了抗击百年不遇、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大战略成果，在国际国内双重困难下，不仅完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任务，而且成为世界疫情中实现经济正增长的唯一主要经济体。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也已经成为了一种发展机遇。现在的主要问题已经不是中国能不能抓住机遇，而是别人能不能抓住中国这个机遇的问题了。

　　三、凝心聚力，不断引领人民团结奋斗

　　近代中国之所以积贫积弱、屡遭列强欺凌，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四分五裂、一盘散沙，国民精神萎靡不振。所以，中国共产党要担负起解救和复兴民族的重任，解决民族独立和工业化这两大问题，必须能把各阶层各民族各地方的群众团结和凝聚在一起，使中国人民焕发昂扬向上、意气风发的精神，形成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局面。历史表明，我们党在这方面也显示了非凡的能力。 我们党的性质是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者，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除了人民的利益，我们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所以，无论何时何地，我们党总能从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中找出共同点，并把它们变成奋斗目标，组织大家一起为之奋斗。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就曾根据形势变化，把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先后凝结成打倒列强，打土豪、分田地，团结起来、一致抗日，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等口号。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又先后提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实现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用不太长的时间把我国建成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独立自主、奋发图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现四个现代化，“三步走”战略，以及建党100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新中国成立100年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等口号，把全国人民最大限度地动员起来，为实现这些目标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