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宁调元对屈原精神的传承与发展

辛亥革命网 2022-02-07 08:43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邓江祁 查看:

宁调元自幼学习屈原的诗作,以屈原精神砥励志节,在自己的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之中通过化用、比拟、模仿、引注等方式,传承屈原精神。

  宁调元(1883-1913),字光甲,号仙霞、大一,又号太一,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创始人之一,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爱国主义者、民主革命家、宣传家,杰出的文学家和诗人。他一生酷爱屈原的诗作,更崇敬屈原的人品和精神,因而其诗文创作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都深受屈原的影响,具有忧国忧民,寓意深刻,想象丰富,充满革命激情等特点,从而赢得战友们“诵君诗句当离骚”的赞誉,成为“南社的光荣和旗帜”。

  对于宁调元的诗文创作,学界已有较多的介绍和研究,但对于宁调元的诗文创作与屈原精神的传承和发展的关系则迄无涉及。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特就这一课题略作论述,以抛砖引玉,并就教于方家。

  一、屈原精神对宁调元一生的影响

  1883年8月22日(清光绪癸未年七月二十日),宁调元诞生于湖南醴陵县之南的东富乡芷泉潘家塘(今湖南省醴陵市东富镇芷泉村潘家塘组)一个耕读之家。作为国学生的宁父宁卫均,对宁调元的教育问题十分重视,亲自为宁调元开蒙,每天教宁调元读书写字,并亲自口授《离骚》,并逐日精心教导、严格约束,即便是春节期间的正月初一,也“必唤至书房温书数小时” 。

  《离骚》是战国时期我国著名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的一首政治抒情诗,该诗自叙了诗人的身世、品德、理想,斥责了楚王昏庸、群小猖獗与朝政日非,抒发了诗人遭谗被害的苦闷与矛盾,表达了诗人为坚持“美政”理想,抨击黑暗现实,不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的抗争精神和至死不渝的爱国热情。全诗感情炽烈,词采瑰丽,想象丰富,比喻多样,把地上和天国、人间和幻境、过去和现在交织在一起,构成了瑰丽奇特、绚烂多彩的幻想世界,表现了诗人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对理想的热烈追求。

  小小年纪的宁调元,聪明伶俐,过目成诵,在父亲的教导之下,对于《离骚》初时“辄了解大义”,且“旦暮寻玩,借用通人情世变之原,证今古文字之异” ,后来竟逐渐与《离骚》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其“平生所酷嗜”,常常“焚香读楚辞”,足见其对屈原诗作的喜爱之深。

  通过研读《离骚》等屈原诗作,青少年时代的宁调元对屈原的人品和诗品逐步形成了高度的认同感和赞美感,即在诗中曰:“君不见,当年击楫祖士雅,闻鸡早具匡时志。又不见,三闾大夫屈正则,独醒不与众同醉。”表示要以从小就胸怀大志的东晋名将祖逖和不随俗浮沉的屈原为自己学习的榜样。

  1903年9月,肄业于渌江书院的宁调元又考入长沙明德学堂师范速成班,受黄兴、周震鳞、张继、胡元倓等教习反清革命思想的影响,并加入以黄兴为会长的华兴会,立志反清,决心创作鼓吹革命之诗歌。他在赠好友傅尃的诗中写道:

  我有一言君莫嗤,宜秘勿令余子知。诗坛请自今日始,大建革命军之旗。

  1905年7月,宁调元被派往日本留学,期间参加以三民主义为宗旨的同盟会。次年7月,宁调元前往上海,与陈家鼎、傅尃等创办的反清革命杂志,并命名为《洞庭波》,其“洞庭波”三字即源于屈原《湘夫人》中“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之诗句,寓意弘扬救国救民的屈原精神,掀起革命波涛,推翻满清政府。

  《洞庭波》在日本出版后,迅速运回国内发行。由于她“专鼓吹种族革命,议论精辟,文词清健,海内外的同志,争相购阅。”一时间,《洞庭波》“散布各省,流入醴陵、萍、浏等县尤夥,粗解文字者,莫不以先睹为快,豆棚瓜架,引为谈资,数百里风气为之顿变,虽穷乡僻壤之氓,咸了然于革命之不可一日缓矣”。《洞庭波》“抨击汉奸满虏,不遗余力”,致使“清吏疾之,侦卒数至”,宁调元遂避往日本。

  1906年12月,震惊中外的萍浏醴起义爆发。孙中山、黄兴决定派遣宁调元、谭人凤、周震鳞、任震等人归国亟谋响应。但当宁调元等人抵达湖南之时,起义却在清政府的残酷镇压之下,已告失败。宁调元乃决意复返日本,但途经岳州时不幸被清吏所捕。面对死亡,宁调元从容镇定,以“万般皆是幻,一死复何求。屈子魂如在,泉台好唱酬”的诗句抒发了自己赴死的决心,并想像自己死后可在九泉之上与自己崇敬的屈原诗歌唱和,表现出视死如归的革命豪情。

  虽然宁调元作了赴死的准备,但经狱外同志们的积极营救而未被处死。面对人生这一重大转机,宁调元及时将自己的心态和目标由挺身赴死调整为借机学习,认真研读自己喜爱的《楚辞》,并时常以屈原精神砥励志节。1908年6月5日(阴历五月初七),他在致高旭的信中特将写信的时间署为“屈子沉渊后之二日也” ,既表示对屈原的悼念,也表示不忘屈原沉江殉国的爱国之举。同时,他坚持研读屈原作品,成《楚辞王注补》一书,还觉得“《离骚》注疏繁复”,“拟作《〈离骚〉补正》一卷”。1909年8月为宁调元出狱之事,友人求于长沙知府汪凤瀛,并递呈宁调元所著《楚辞王注补》一书,汪凤瀛读后“击节叹服”,遂生怜惜之意。不久,宁调元即由龙璋、谭延闿具保而出狱。所以,宁调元长沙狱中研究屈原的成果《楚辞王注补》一书后来竟成为其摆脱厄运的媒介。甚为可惜的是,宁调元拟作的《〈离骚〉补正》因当时“有志而未暇”未成,《楚辞王注补》一书也因未能得以保存而佚散。

  出狱后,宁调元经周震鳞推荐,入京师主编《帝国日报》,像屈原那样以笔为武器,撰写大量时政报道、时事评论和杂文,辛辣地嘲讽满清贵族及其封建专制统治,宣传民主革命,激发广大读者的爱国情感和推翻清政府的革命热情,对于促成辛亥革命的爆发起到了振聋发聩的积极作用。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宁调元感到革命成功,欣然赋诗曰:“世渐承明喜欲狂,衣冠重睹汉家装。五千貂锦张旗鼓,百二金瓯资栋梁。”然而,好景不长,革命政权不久即被袁世凯所篡夺。1913年3月,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被暗杀、袁世凯政府违法借款等事件相继发生,宁调元即星夜由湘赴沪,面见孙中山、黄兴,力主武力讨袁,并自请赴武汉筹划举事。后因事机不密,宁调元在武汉被捕入狱。尽管身陷狱中,宁调元仍壮心不已,在其著名的《武昌狱中书感》组诗的序言中写道:“范希文经世之思,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屈正则卜居之痛,众人皆醉我独醒,众人皆浊我独清。”表达了要以范仲淹的忧乐精神和屈原的独醒精神来激励自己与袁世凯独裁专制统治作斗争的坚强决心,并坚贞不屈,于同年9月被害于武昌狱中,年仅30岁。

  纵观宁调元的一生,自幼接触屈原及其诗作后,他就与之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在屈原精神的影响下,关心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逐步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最后为实现自己的革命理想而英勇献身。

  二、宁调元对屈原精神的传承

  在从事革命活动的同时,宁调元自觉传承屈原文化和屈原精神,并将其融入自己的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之中,从而使两者相得益彰。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化用。熟读屈原作品的宁调元常常将屈原诗作及其精神元素融入自己的诗歌创作之中,以达到既传承屈诗精神,又增强宁诗感染力的效果。

  例如,《岳州被逮时口占十截》中“壮志沉清付水流,漫言后乐与先忧。鬼雄如果能为厉,死到泉台定复仇!”一诗就化用了屈原《国殇》中“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之句,给人以一种强烈的视死如归、凌厉顽强的感染力。

  又如,《至日诗七十什》中,宁调元多次化用屈原诗作,并一一予以标注,既有助于读者理解诗意,也表现了屈诗与宁诗之间的渊源和传承关系。例如:

  1.冬至阳生春又回,何须冯怒怨康回(《天问》:“康回凭怒”)。

  2.鹧鸪尚唤哥哥住,饮马咸池事已非(“饮马”,见《九歌》)。

  3.乘龙转瞬冲天去,延伫空劳结桂枝(《九歌》:“乘龙兮辚辚,高驼兮冲天。”又,“结桂枝兮延伫”)。

  4.冬至阳生春又回,皇皇鸾凤将安栖(《九辩》:“凤皇皇兮安栖”)。

  5.昨非未了何令是?霰雪无垠向北飞(《楚词》:“霰雪纷其无垠”)。

  6.冬至阳生春又回,少留灵琐误重来(《离骚》:“欲少留此灵琐兮”)。

  7.冬至阳生春又回,灵修何事憺忘归(《山鬼》:“留灵修兮憺忘归”)。

  8.冬至阳生春又回,有娀佚女隔瑶台(《离骚》:“望有娀之佚女,隔偃蹇兮瑶台”)。

  二、比拟。屈原在《离骚》常以辟芷、兰荃、薜荔,胡绳,春兰、秋菊、芙蓉、芭蕉、木兰、桂花等香草、香木来比喻自身品德的高洁,以美人比喻志洁高尚的君子,还以鸾鸟、凤凰比喻贤才,燕雀、乌鹊比喻谄佞小人,从而形成了其独特的“香草美人”比兴手法。屈原这种比兴手法,给宁调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认为,“《离骚》托意于美人”,“屈原幸直,发咏夫兰荃”,因而也在诗中常常运用这种表现手法来寄托自己的喜爱、追求和抱负,从而增强了宁诗的表现力。

  宁调元早年诗中,就不乏借香草、香木表达对高雅、纯洁等美好品格追求的佳作。他赞颂傲霜斗雪、孤芳苍劲的梅花:

  前不见秋华,后不见春花。冒此霜与雪,孤影逾横斜。

  他吟咏傲霜斗寒、坚贞不屈的菊花:

  三径丛丛尚未荒,携樽扶杖访幽香。怕随众卉为降虏,独孕黄花战白霜。

  系狱长沙期间,好友前来探视并以美人蕉相赠,宁调元即作《美人蕉歌》酬之,诗中以美人和花朵比喻祖国和英雄:

  我闻美人能化身,从今见花如见君。祖国英雄已两空,花即祖国与英雄。吁嗟乎!天地不灭此花在,我情直与争时代!

  数月后,这株美人蕉“新芽抽嫩,翠叶纷披,意密体疏,蓬勃可爱”,宁调元又“感而有作”《蕉叶叹》曰:

  蕉叶纷披秋复秋,新芽嫩蕊抽复抽。光阴如水流复流,时不重来愁复愁。

  去岁东西南北之,今年一室拘幽之。我有黑发谁白之?吁汝蕉兮当知之。

  在诗中,诗人以美人蕉自喻,表达自己虽身居牢狱,而志在千里的雄心。

  在宁诗中,托意于香草美人的诗句也是俯拾皆是。例如,《愿诗四十什》中有“愿作薜荔裳,胜君罗与葛”和“愿为木兰汤,夜夜宜君浴”之句,表示诗人对屈原高洁品德的追求之情。《燕京杂作》有“凤凰可惜供鹰犬,骐骥偏令作马牛”之句,其中,“凤凰”“骐骥”均源自《离骚》,分别比喻君子和贤臣,并以“凤凰”“骐骥”的遭遇比喻当时社会黑白颠倒,邪恶得志,善良遭秧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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