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民革命的起源（1920—1925）(4)

　　1922年9月4日，孙中山在上海召集张继等53人，讨论改组国民党；6日，指定丁惟汾、陈独秀、张秋白等9人规划国民党改进方略。后又增补叶楚伧、孙科等人。当时国民党有约20万党员，但良莠不齐，孙中山认为“此皆以前秘密二字之所致，因拟将国民党扩充，以后纯取公开制度，无论何方人士，只要能守党规者均可入会”。汪精卫等“一致赞成”。

　　1923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宣言》发表。同一天《中国国民党党纲》亦颁布，重申《宣言》的各项原则。《宣言》和《党纲》是国民党史上的重要文献，与《孙文越飞宣言》、《造国论》及其他中共文件的契合，说明长期以来苏俄对孙中山及其政党“革命民主主义”的判定基本吻合事实，其中包含的国家资本主义倾向，也甚为符合共产主义者实现最高纲领之前、蓄积无产阶级力量的基本理论；同时说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宣示，体现了当时共产国际的基本诉求。

　　然而，中国共产党人非常强调自己的独立性，思想、组织和行动上的独立性都有体现。中共“二大”强调了支持民主革命的立场，但是，它坚定地指出：“我们无产阶级有自己阶级的利益，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与权利，还是不能完全解放。而且民主主义成功，幼稚的资产阶级便会迅速发展，与无产阶级处于对抗地位。因此无产阶级便须对付资产阶级，实行‘与贫农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步奋斗。如果无产阶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强固，这第二步奋斗是能跟着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即刻成功的。”

　　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力主国共合作的同时，也明确要求：中共必须保持原有的组织和严格集中的领导机构。“在对外政策方面，中国共产党应当反对国民党同资本主义列强及其代理人——敌视无产阶级俄国的中国督军们的任何勾搭行为。”

　　1923年春天以后，马林多次会见孙中山，推动其改组国民党。而孙中山专注于讨伐陈炯明，而且设定了“无条件投降”的条件。对于改组事，则未着力推进。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会议文件表示：“中国的无产阶级应当最先竭全力参加促进此国民革命，并唤醒农民，与之联合而督促苟且偷安的资产阶级，以引导革命到底。”。此前，共产国际给中共“三大”的指示提出：在孙中山与北洋军阀的问题上，支持孙中山，但“要求国民党通过有系统的宣传鼓动建立广泛的民族政治运动，阐明孙中山军事行动的意义，并以国家的独立、统一和民主为行动纲领，吸引中国最广泛的民主力量参加反对北洋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者的斗争”。要“在国民党内部”防止孙中山与军阀“勾结”，为此，共产党“应当要求尽快地召开国民党代表大会”。这些催促之举，没有得到孙中山积极的回应。

　　马林与孙中山步履蹒跚的交涉，显然不能满足莫斯科开展世界革命的期待。1923年7月21日，在即将离开中国之际，马林致信廖仲恺称：“考虑到眼下没有可能让我如愿以偿地参与国民党的改组和宣传工作，我很快将离此赴莫斯科。”他希望，“当形势有所改善即国民党清除了封建主义和家长制传统以后，当党的策略有了改变之后”，能再次来工作。至于“策略”，单纯依靠军事行动和军队将领，则新中国的前途将是黯淡的，“新中国，一个真正独立的共和国的诞生，只能依靠一个强大的、具有坚定革命信念和远见卓识的党员组成的现代化政党的不懈的革命斗争”。孙中山显然另有分寸，1923年下半年，除了发动关余斗争、推动国民党改组外，他还在百忙之中东征了陈炯明。

　　马林走后，莫斯科调整了策略，派加拉罕作为驻中国全权代表，鲍罗廷则作为驻孙中山处代表。9月，加拉罕抵达北京，他与鲍罗廷仔细研讨了中国的形势和工作方案。10月6日，鲍罗廷抵达广州。

　　鲍罗廷一到广州，陈友仁立即向其报告“关余”事件中外国人的劣行：“外国人征收捐税，用来抵偿中国政府过去承担的债务，多余的部分交给北京独裁者。这种税收在广州每年达1200万元左右。但孙的政府不能从中得到分文。”孙中山则向其提出，英国在香港的殖民地，束缚了他与帝国主义斗争的手脚，如果国民党在中国中部或蒙古建立根据地，则可自由对帝国主义采取行动。

　　鲍罗廷没有被具体的抱怨和请求限制住思路，他是一个革命经验丰富的老布尔什维克。他从调查中发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关于国民党，鲍罗廷发现：邓泽如负责广州党务，号称有党员3万，其中交党费的6000。为了改组而登记时，发现只有3000党员。“党同党员没有任何联系，……国民党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已经完全不存在。”这样的国民党要想发挥领导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作用，必须进行改组。“现在它既没有纲领，也没有章程，没有任何组织机构。它偶尔发布由孙中山签署的诸如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等一般性题目的宣言，根本不涉及当前的事件，不对它们作出解释，也不利用这些事件来发展和巩固党。这些宣言作为趣闻被刊登在几家报纸上，然后国民党又沉睡一年又一年。”在鲍罗廷看来，“国民党的这种状况一方面导致许多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员为其自私的目的利用‘国民党’这个曾受欢迎的名称，另一方面导致忠诚的国民革命分子完全失去了信心”。

　　关于当地人民，“广东人民对孙的政府持强烈反对态度。广州的工人加上手工业者共有35万人。孙从上海回来时，他们曾热烈欢迎他，现在他们对他的政府的命运漠不关心，对其胜败根本不感兴趣”。孙中山本人，不看报，也不关心中国其他地方和国外的事情。“他把所有时间都花在同无数个将军的谈话上，这些将军各自为战，没有总指挥部。”

　　广州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情况也不太好。鲍罗廷发现，党约有50人，其中9个在孙中山的大本营宣传委员会中，其余在工会、学校里。青年团有约150人。他们都脱离了群众性的工人运动，而工人有10万多会员加入各级工会组织。谭平山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最有头脑和最积极的领袖之一”，但忙于编写各种小册子，这些小册子很少送给农民，“也根本到不了军队中”。

　　尽管如此，鲍罗廷认为，不应当怀疑：孙中山和国民党是可以领导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唯一代表”。他为孙中山提出三大任务：一、“继续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在广州业已开始的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为此，在上海成立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分部；成立中央新闻社，“以便为所有的中国报纸提供新闻和具有国民党精神的文章”；筹备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工作，以便来年1月在广州召开大会；用国民党的宣言进行鼓动和宣传，吸引民众。二、“使广州作为向全中国发展和推进国民革命运动的根据地”，缓解农民处境，“要在广东建立这样一种社会基础，它能证明孙的政府存在的合理性并使它能够提出全民族的任务”。三、改组现有的5—10万人的部队，“使它完全服从国民党的领导”。为此要创立军事学校，培训政治工作人员。

　　对照此后孙中山和国民党的一系列动作，鲍罗廷的上述规划可谓国民党改组的顶层设计。

　　1923年10月19日，孙中山通知上海事务所，已经委派廖仲恺、汪精卫、张继、戴季陶、李大钊为国民党改组委员。10月24日，通告党内，委派廖仲恺、邓泽如召开特别会议，“商量本党改组问题”。同时，特派胡汉民、林森、廖仲恺、邓泽如、杨庶堪、陈树人、孙科、吴铁城、谭平山为临时执行委员，汪精卫、李大钊、谢英伯、古应芬、许崇清为候补委员。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孙中山主导，至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举行会议多次，决定有关改组的重大事宜，办理一系列复杂而具体的问题，排除国民党内外的干扰，为国民党改组准备了条件。

　　1923年10月后孙中山加快改组动作，跟这前后包括“关余”事件在内一系列国内外政治变动有关，跟共产国际极力推动设定议题的努力有关，当然也跟鲍罗廷相比马林更擅长做孙中山思想工作有关。孙中山告诉蒋介石，“谁是我们的良友，谁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胸中都有十二分明瞭”，盛赞苏俄党和政府派出鲍罗廷前来协助。而鲍罗廷自己说，他利用孙中山等人为其举办的宴会，讲俄国革命的历史，胜利的原因；军队及其政治工作；帝国主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等等。“正是在这些宴会上为国民党改组的工作奠定了基础。”

　　然而，规划中的国民党改组不会一帆风顺。如前所述，孙中山本人就有通过“关余”事件运作西方列强的想法；而国民党内，对苏俄和中共的介入改组，也有人公开反对。其中，邓泽如、林直勉等11人上书孙中山，认为国民党改组的方案和文件，出自共产党议定，由鲍罗廷指挥。共产党企图“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危言耸听地表示，“五年之后，将见陈独秀被选为总理”。

　　进入1923年12月，“关余”斗争更加激烈，列强拒绝了广州政府的建议，并警告采取强迫措施，各国军舰也纷纷派到广州。这对孙中山的改组计划，形成了客观上的推动。12月3日，孙中山主持临时执委会，决议每省由孙中山指派三人，上海本部介绍同志六人备拣；统一大本营党务处、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广东宣传局等为一个委员会；党员发表意见于报纸，须委员会核准。12月7日，孙中山致电上海国民党事务所，因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已经在广州成立，令撤销上海本部及中央干部会议，广东作为革命根据地的态势进一步凸显。12月9日，孙中山在大本营对国民党员发表演讲称：此次改组，“乃以苏俄为模范，企图根本的革命成功”；国民党过去的失败，“由于党人不为主义奋斗之故”，“军队革命成功非成功，党人革命成功乃真成功”。所以，改组之后，国民党要“用党义战胜，用党员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