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民革命的起源（1920—1925）(5)

　　1924年1月6日，孙中山发表《关于建立反帝联合战线宣言》，宣言直接指控“帝国主义之英、美、法、日、意，各皆坚心毅力与中国少部分著名的封建督军、破产的官僚、投机的政客此三种人形成中国之军阀政客，买卖中国矣。彼等又助力反革命派完成地方封建政治矣”，号召“起！起！速起！形成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将反帝反封建直接联系起来，是孙中山革命语言的重大变化，显示了改组前夕他在“关余”斗争中获得的新认知。

　　五、国民党一大的召开

　　1924年1月20日上午九点，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东高等师范学堂开幕，约200人出席大会。其中，李大钊、毛泽东、谭平山、张国焘、于树德、李立三、韩麟符、于方舟、瞿秋白、袁达三、赵幹、夏曦、胡公冕、宣中华、廖乾五、朱季恂、王烬美、陈镜湖、李永声、谢晋、詹大悲、沈定一、林伯渠、李维汉等24名共产党员与会。

　　孙中山致开幕词。他说，这次大会在国民党是自有民国以来的第一次，“也是自有革命党以来的第一次”，是“中华民国的新纪元”。他回顾了辛亥革命的历史，说那时革命党“各自为战，没有集合，没有纪律”，“革命仍然算失败”。他设定了国民党改组的任务：第一件是改组国民党，“要把国民党再来组织成一个有力量有具体的政党”。第二件“就是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他分析了国民党组织上的弱点：“本党以前的失败，是各位党员有自由，全党无自由；各位党员有能力，全党无能力。中国国民党之所以失败，就是这个原因。”

　　当天下午2点开会，孙中山发表演讲。他说，“现在的问题，是国民党改组问题。”“此次改组，就是从今天起，重新做过。”孙中山提出，“将十三年前种种可宝贵最难得的教训和经验来办以后的事”，解放人民痛苦，消灭国家障碍。他在大会上提出《中国国民党宣言案》，表示，“此宣言将国民党之精神、主义、政纲完全发表”，“今后即可管束吾人之一切举动”。

　　孙中山在进一步的说明中，宣布与“护法”做历史性切割：“今次本总理再回广州，不是再拿护法问题来做功夫。现在的政府为革命政府。”他向大家说明了师法苏俄、建设新体制的想法：“俄国完全以党治国，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我们现在并无国可治，只可说以党建国。待国建好，再去治他。”他提出：“……可见俄之革命，事实上实是三民主义。其能成功，即因其将党放在国上。我以为今日是一大纪念日，应重新组织，把党放在国上。”“党有力量，可以建国。故大家应有此思想与力量，以党建国。”党国体制的预想与设计，一改民国建立以来的各种政治设计方案，成为国民党“一大”崭新的内容。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系共产国际和鲍罗廷关注的焦点。1月23日，其草案被提交给大会。因为国民党内、特别是一些“前辈”对此中反帝等内容有争议，孙中山曾想取消，“代之提出他本人为全国政府起草的纲领”。鲍罗廷认为，取消宣言，大会就“毫无用处”。“而宣言作为对中国迫切问题的反应和回答，将成为运动的指导性和决定性文件。”经过反复冗长的讨论，鲍罗廷要求孙中山做出抉择：“是同帝国主义营垒中的2.5亿人前进，还是同遭受帝国主义压迫的12.5亿人前进”。孙中山终于首肯，拉住鲍罗廷的手走入会场，《宣言》在孙中山第一个投票赞成的加持下，得以通过。同一天，《国民政府建国大纲》提交大会审议，其核心内容为本三民五权之旨建设民国，政府训导人民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等权，将建国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地价增溢归地方政府经营公共需要，县为自治单位，颁行宪法后中央统治权归国民大会行使等等。

　　1月28日，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总章》。《总章》分“党员”、“党部组织”、“特别地方党部组织”、“总理”、“最高党部”、“省党部”、“县党部”、“区党部”、“区分部”、“任期”、“纪律”、“经费”、“国民党党团”等13章和“附则”。按《总章》规定，“凡志愿接收（受）本党党纲，实行本党决议，加入本党所辖之党部，依时缴纳党费者”，均得为国民党党员。各级党部以全国代表大会、地方代表大会和地方党员大会为“高级机关”，各级党部设中央执行委员会、省执行委员会、县执行委员会、区执行委员会和区分部执行委员会，下级受上级管辖。国民党最高机关为全国代表大会，常会每年召开一次，有必要时，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总章》特设“总理”一章，以示对孙中山的尊崇，按规定，总理为全国代表大会主席，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对于全国代表大会之议决，有交复议之权”，“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有最后决定之权”。这一特别规定，对中国现代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

　　1月30日，经孙中山提议，大会选举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张静江、廖仲恺、李烈钧、居正、戴季陶、林森、柏文蔚、丁惟汾、石瑛、邹鲁、谭延闿、覃振、谭平山、石青阳、熊克武、李守常（大钊）、恩克巴图、王法勤、于右任、杨希闵、叶楚伧、于树德等25人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邵元冲、邓家彦、沈定一、林祖涵（伯渠）、茅祖权、李宗黄、白云梯、张知本（难先）、彭素民、毛泽东、傅汝霖、于方舟、张苇村、瞿秋白、张秋白、韩麟符、张国焘等17人为候补委员。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局分析了国民党“一大”的成绩，认为对于“幼稚”的国民党不应奢求，要着眼双方合作的未来。因为“现在及最近的将来，我们确实有在国民党内竭诚的和国民党合作之必要”，关于“对外恢复国权，对内民众的政治宣传及为人民利益奋斗的表示”，“决不能让步”；同时，“须抑制一切感情并抛弃鄙视国民党之旧观念，努力深入其群众，以期达到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之目的”。因为上述原因，也因为知道“幼稚的国民党初次全国大会代表分子非常复杂不愿以希望过奢，致碍我们合作的初幕”，所以只就其中五项提出最低限度主张。

　　年轻的共产党人认为国民党“幼稚”，而给予同情之理解，是观察国民革命不可缺位的视角。

　　六、黄埔军校的建立

　　1921年12月，马林在张太雷陪同下赴桂林晋谒孙中山，曾提出两条建议：“（一）组成一能联合各革命阶级，尤其是工农大众的政党。（二）要有真正的革命武装，应设立一军官学校。”但设立军官学校的设想，长期滞留在纸面上。

　　苏俄根据自身的经验，始终认为政治和组织准备活动优先于纯粹的军事行动。

　　1923年11月27日，托洛茨基亲自接见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的蒋介石、沈定一、张太雷、王登云和邵元冲等五人，强调：“国民党应当立即坚决地、急剧地改变自己的政治方向盘。目前，他应该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政治工作中来，把军事活动降到必要的最低限度。你们的军事工作不应当超过政治活动的1/20，无论如何不要超过1/10。”他批评孙中山只从事军事行动，这让他在群众眼里跟张作霖、吴佩孚没有区别。

　　托洛茨基等人对政治的强调，自有其论据。但如前述，在中国的鲍罗廷认为有必要建立军校，以改造国民党的武装；而且此时的广州，面临着陈炯明来犯的严峻考验，理论无法取代生存的迫切需要。1923年11月19日，孙中山主持国民党临时中央执委会，决定“先招有军事学识党人约十数人，日间为学生讲习高深军事学及党义，夜间教练义勇军”。打退陈炯明后，有将义勇军变为“本党军官学校”之议。延续这一思路，11月26日，孙中山主持临时执委会第十次会议，决定义勇军学校叫“国民军军官学校”，蒋介石为校长，陈翰誉为教练长，廖仲恺为政治部主任，由廖仲恺负责筹备。1924年1月24日，孙中山派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长，王柏龄、邓演达、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宋荣昌和张家瑞为筹备委员。1月28日，孙中山指定广州黄埔岛上的原广东陆军学校和海军学校为“陆军军官学校”校址。故该军校又称黄埔军校。

　　国民党“一大”期间，孙中山就开始委托各省代表推荐军校考生，国共要人均为此付出巨大努力，毛泽东就负责了上海地区招生复试工作。报名地点一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本校驻省办事处”，二是“中国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要求年龄在18至25岁之间；学历要求旧制中学毕业或相当程度；身体健康，无花柳等疾病；思想上的要求是：“中国国民党党员，能了解国〈民〉革命速须完成之必要者，或具有接受本党主义之可能性，无抵触本党主义之思想，有本党党员之介绍者。”

　　1924年2月6日，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成立不久，蒋介石径自赴沪，至4月26日才进校视事。廖仲恺负责筹备，实际上对黄埔军校的建立发挥了关键作用。1924年3月27日，黄埔军校在广州举行总复试，4月28日放榜。录取学生中，大学毕业生18人，大学肄业生63人，专科毕业生26人，专科肄业生46人，师范毕业生46人，高中毕业生159人，高职毕业生60人，并有留学法、德、日者。全国录正取生360余名，备取生120余名，合计黄埔一期录取490余名。1924年5月2日，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任命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同日，任命其为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

　　5月5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进校，编为一、二、三队，7日，备选生120名进校，编为第四队。9日，孙中山任命廖仲恺为黄埔军校党代表。校本部之下，设政治、教授、训练、管理、军需、军医六部。政治部主任为戴季陶（后为邵元冲、周恩来），副主任周恩来（后为张崧年）；教授部王柏龄为主任，叶剑英为副主任；训练部以李济深为主任，邓演达副主任；军需部周骏彦为主任，俞飞鹏为副主任；管理部林振雄为主任，陈适为副主任；军医部宋荣昌为主任，李其芳为副主任。何应钦为军事总教官。共产党员茅延桢、金佛庄、胡公冕等参与了军校筹建。5月13日，孙中山特任汪精卫、胡汉民、邵元冲为黄埔军校政治教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