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2)

　　四、关于清末新政及辛亥革命时期的重要人物研究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激荡，立宪派与革命派、政府与民间各种人物纷纷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对近代中国的发展起着不可小视的作用。不少学者都对此一时期的重要人物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和研究。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的郭骥先生分析了孙中山对新政的态度，认为孙中山不信任清政府的改革能力，也不赞同君主立宪政体。他始终认为共和比立宪更为先进从而对新政不抱任何希望，通过革命推翻君主立宪政体不会因新政而改变。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玉贞教授通过分析“保皇派”、“立宪派”、“革命派”的不同以及俄国革命派的分歧，认为应该发掘历史第一手材料，寻找对立宪派、革命派的全方位认识，从而衬托出孙中山的历史地位。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张学继教授初步探究了袁世凯热衷清末立宪的动机，认为袁世凯热衷立宪不能表明他是西方议会民主制度的拥护者，他一直具有担心光绪帝的人马掌权后对其清算旧账的心理，以及袁世凯在成为中华民国大总统之后摧毁议会民主制度实行独裁的事实，都说明他根本不是民主制度的拥护者，本质上他依然是传统的专制独裁统治者。华东师范大学的刘学照教授认为张謇的“东南意识”是解读张謇与清末新政关系的一把钥匙，指出张謇的“东南意识”具有建设南通、引领东南、直面全国的特点。南通大学的庄安正教授认为张謇与清末新政关系密切，新政与他本人从事的“实业救国”、“教育救国”试验之间有着内在联系，他还试图用自己的主张影响新政方针和进展速度，后因清政府“冥顽不化”而与之决裂。华东理工大学的卫春回副教授分析了张謇的立宪与共和思想，认为张謇作为国内民间立宪派的重要首领，不仅在制度层面对立宪和共和有相当程度的认知和理解，而且对制约社会变革的某些复杂因素也有一定程度的洞悉。致公党上海市委的陈昌福先生抓住了陈炯明当选为广东省谘议局议员的典型事例，分析了清政府对新政的矛盾心态。认为谘议局的存在影响了陈炯明的政治取向，使他成为近代史上备受争论的人物。杭州师范大学的薛玉琴女士研究了清末立宪时期马相伯的政治意识与政治参与，认为马相伯作为一位与绅商界均有联系的学界名流，在一定程度上参与政治活动，在清末立宪运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台湾政治大学的白中琫女士以康有为、梁启超和孙中山三人在清末时期扮演的政治角色为研究视角，从三个人出身的背景和传统价值观的影响等方面来分析他们选择不同道路的根本原因所在。韩国檀国大学教授朴明熙论述了梁启超的活动和思想对韩国民族主义产生的影响，强调梁启超的立宪改革思想对韩国爱国启蒙运动时期的开民智运动有着巨大的作用。

　　五、关于清末新政与军事近代化

　　清末新政在军事方面的改革，历来为学界所重视，如设立常备军、创办军事学堂、游学外国、废除武科等，都对中国的军事近代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的华强教授以清末军事学堂与近代军人集团为切入点，研究清末新政对中国近代军事现代化的影响。认为加强军事力量是清末新政的核心，清末军事学堂对中国近代军人集团，对晚清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系列军事制度的建立，提高了军人素质，提升了军人社会地位，推动中国军队走向近代化。与此同时，中国近代军人集团也孕育了近代新军阀。南京市中山陵孙中山纪念馆的高萍萍认为军事改革是清末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晚清政府军事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应对内外情势而建立一支有效的国防力量。但在编练“新军”过程中，多方搜刮、贪污横行，导致民心丧失;军队中的不满情绪又使新军倒戈相向，从诸多方面来讲，它是一场彻头彻尾失败的改革。上海市档案馆的陈正卿先生通过分析重要军事人物徐绍桢在辛亥革命中的表现，对晚清军事改革进行了研究，徐绍桢是编练新式陆军的首创人士之一，在辛亥革命的历史转折中，由于清军逼迫和部属党人的推动，他毅然起兵并被苏浙皖沪等地共推为江浙联军总司令，为辛亥南京之役立下了汗马功勋，孙中山对其给予了高度评价。

　　六、关于清末新政与晚清教育

　　随着西学东渐的逐步加深，在诸多有识之士的鼓吹之下，晚清政府在推行新政过程中，对教育改革的力度也不断加大。不仅废除了封建教育体制最明显的标志——科举制度，更是兴办新式学堂，为中国社会乃至辛亥革命培养了大批的优秀人才。山西长治的刘奇教授研究了清末新政的教育改革，认为有些改革措施被辛亥革命所认可，并为以后民国各个时期的教育奠定了基础。河北师范大学的张小莉认为在宪政改革的口号下，晚清政府对普及教育和开通民智重要性的认识逐渐加深，所采取的教育政策是对近代普及教育的初步尝试，客观上为教育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型提供了活力因子。来自美国的海外中山学社的刘兆藜先生分析了清末民初教育的兴替过程，设立“同文馆”为新式教育之开端;兴办新式学堂，注重教育之普及;废除科举制度，意义重大。民国以后，校令、学制屡经革兴，促进了国民教育。以教育唤醒民心，达成“教育救国”之目的。东华大学的董婷婷分析了清末新政时期的实业教育，认为清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章程来完善实业教育的体系，设立相应部门从宏观上把握了实业教育的发展道路，实业学堂的迅速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促进了教育的近代化，为民国以后实业教育高潮的出现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与此同时，也分析了其存在的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七、关于清末新政与政治改革、满汉之争

　　清末新政是晚清政府为了挽救自己专制政权的命运，被迫进行的自上而下的全面的改革，然而，大多数民众最关注的却是晚清政府的政治改革，政治改革不能满足人们的要求，其他的改革只能算是“隔靴搔痒”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首都师范大学的邱远猷教授从法律史的角度提出，晚清政府一改对《大清律例》的盲目崇拜实行制宪修律，标志着中国法律近代化的开端。复旦大学的戴鞍钢教授着眼于清末新政时期中国西部的变化与发展，认为晚清政府主导的较广泛的改革措施，在西部地区尚属首次，但一直存在的其他不利因素是导致西部近代化进程迟滞缓慢的重要原因。华中师范大学的彭剑则考察了宪政编查馆与清季的宪政改革过程。美国海外中山学社的韦玉华女士着重分析戊戌变法从柔性“变政”到流血“政变”，维新派全面溃败的过程，认为戊戌“变政”期间康有为的公车上书与“万国公报”的宣传一拍即合，对后党形成了重的挑战，最终导致了戊戌“变政”的失败。台政治大学的唐玉礼先生通过比较晚清时期与法大革命前的相关论述，认为晚清知识分子引进西的“公民”观，并应对中国之需译为“国民”一词，强调个人在国家当中的主体性更有形塑国族之用意民革上海市委的马铭德先生认为晚清的任何变革都不可避免地与满汉政争缠绕在一起，满汉之间矛盾是导致清朝灭亡的一大主因。上海师范大的邵雍教授则考察了清末烟苗的禁种与反禁种历史，认为烟民再三发动反禁种烟苗的事实证明时的政府威信已大大下降，民众对政府施政能力信任有很大的保留，即便对国家、民族真正有益事也很难得到民众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