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是犯了“激进主义”错误吗？
辛亥革命网 2010-07-17 00:00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李炳清 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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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辛亥革命85周年。当前，有一种观点认为，有一个激进主义思潮贯穿于中国近代，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等都是超前的、激进主义的产物，它不仅打断了中国的正常发展，而且是近代中国落后贫穷、动荡不休的根源所在。所谓激进主义的提法不符合中国近代历史的实际情况。清王朝的“新政”和预备立宪是一场骗局，目的是为了维持反动的专制统治。近代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了改良必然失败。当改良无法解决矛盾时，就会爆发革命。即使是失败的革命，其积极作用也不容否定。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座丰碑。
今天，在我们纪念辛亥革命85周年的时候，有必要强调，应当实事求是地评价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正确地评价孙中山先生及其他革命者的历史地位。这种实事求是的评价，不仅对于历史科学的健康发展是必需的，而且对于认识中国革命的道路，继承爱国革命传统，以及促进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统一大业，都是十分有益的。
我们所以强调实事求是，是因为存在着不实事求是的评价。近两年来，有人竟认为，本世纪初，清王朝的“新政”和预备立宪，可以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大大促进资本主义，但孙中山等人偏偏要起来搞反清革命，结果中断了“新政”和预备立宪的进程，于是又一次错失了走向近代化的良机。戊戌维新派也好，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好，他们都犯了“激进主义”的错误，应该承担延误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责任，等等。应该严肃地指出，上述的提法是不符合中国近代历史的真实情况的。
一、清政府的所谓“新政”和预备立宪
清王朝为了维持反动的专制统治和进一步适应帝国主义奴役中国的需要，于1901年初宣布实行“新政”。1901年4月，成立“督办政务处”，派奕劻、李鸿章、刘坤一等为大臣或参赞，作为筹办“新政”的主持机构。
“新政”的根本目的在于巩固反动统治，所以其最主要的内容是编练新式陆军和警察，加强对人民的镇压。1903年，北京成立练兵处，地方成立督练公所，各省先后编练新军。编练新军的结果之一，是逐渐出现了一批新军阀。由袁世凯所控制的北洋新军，在1905年已练成六镇（师），以后又不断扩充发展，成为清王朝镇压人民革命的主要工具。袁世凯也成为新兴军阀中的最有力者。以后，清王朝还制订了在全国编练三十六镇新军的庞大计划，未及完成，它就灭亡了。1905年，清王朝在北京设立巡警部，地方也开始编练警察。
依照帝国主义在《辛丑条约》中的规定，清王朝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组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以便利各国公使经常对它发号施令。外国顾问在中央和地方以“帮办新政”为名，控制中国内政、外交、军事、财政等大权。清王朝还颁布了一系列所谓“振兴实业”的章程，规定“华洋官商一体保护”，实际是对帝国主义资本输出敞开大门。“新政”的推行，表现了清王朝与帝国主义进一步勾结和反动政权的进一步半殖民地化。
此外，清王朝还采取了废科举、设学校、派留学生、裁冗员、设学部商部等项措施，这些虽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并不打算对封建专制统治作根本的变革。旨在挽救清王朝统治危机的“新政”，并未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相反，随着“新政”的推行，随着“新政”的巨额的开支以苛捐杂税的形式落到人民身上，使广大劳动群众进一步贫困和破产，阶级矛盾更加激化。
至于预备立宪，更是一场骗局。1905年清政府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以梁启超、杨度、张謇等人为代表，积极鼓吹君主立宪。1906年，江苏、浙江、湖北、湖南、广东等省的君主立宪派为促进清政府立宪，先后组成预备立宪公会、湖南宪政公会、广东自治会等立宪团体。次年，梁启超等人在东京成立政闻社，发表宣言，以确定立宪政治、国人有权参政、指陈内政外交、增长政治知识与道德为宗旨。1907年至1910年在张謇等人领导、组织下，曾先后3次掀起国会请愿运动，要求速开国会，颁布宪法，缩短预备立宪期限等，但由于清政府本无立宪诚意，未被接受。1911年皇族内阁成立后，立宪派中不少人深感失望，与清政府的矛盾逐渐加深。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立宪派看到清政府大势已去，遂乘机脱离清政府，投向革命阵营。由此可见，认为清王朝的“新政”和预备立宪会大大促进了资本主义的说法，是毫无历史事实根据的。
二、近代中国的主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
近代中国的基本问题是争取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主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这是中国走向繁荣的前提和保证。那些持所谓激进主义观点的人恰恰对此避而不谈，反而从外国人早年的著作中搬来的被视为时髦的观点，以为只要依照清王朝的“新政”、立宪派的道路走下去，中国似乎也可以近代化，他们怀疑辛亥革命的必要性，甚至指责革命反而把事情闹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