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安徽无为农村改革(2)

　　1959年，在“五风”（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和干部特殊化风）盛行的安徽，“饿、病、逃、荒、死”十分严重。无为既是张恺帆的故乡，又是个重灾区，他亲到无为检查工作，目睹父老乡亲含泪陈情，当即采取了“解散食堂”等措施，拯救乡亲于苦海之中，这本是可歌可泣的壮举，是值得人们学习的楷模，却受到批评，还苛以“大闹无为”的罪名，受到极不公正的处理。每当人们忆起张恺帆，我就联想到无为，总是对他和无为有一股亲近感。

　　接我去无为赴任的是无为籍老司机朱立鹏同志，他打听到我当过兵，就自言自语地说：“没有当过兵也不敢到无为来。”在他看来，无为是相当复杂的。他殷切地希望我去破解“无为”二字，多做有为之事，我何尝又不是这样一种心情呢？

　　1978年的无为，在传达贯彻“省委六条”后，各方面都有了起色，继续争取有所作为是可能的，而持续的干旱，从去冬到今春直至初秋，是无为190多年来所少见，大部分农作物错过了最佳播种季节，已种的也是严重歉收，甚至颗粒无收。面对又一个大灾年，干群忧心忡忡。正在此紧要关头，万里同志亲来无为，一是筹划引江济巢抗大旱工程，要在无为的凤凰颈安装400台大型提灌机械，抽长江水入巢湖，抬高巢湖水位，为江淮丘陵地区提供抗旱水源。这是史无前例的大动作，绵延一公里的场面十分壮观。

　　二是宣传省委的“借地度荒”决定。这是省委紧接“省委六条”后又一次采取的具有对农村问题破题意义的特殊政策，主要是借出一部分集体耕种的土地让社员自由种植，收益一律归己，不计征购。对“借地度荒”，在县区干部的心目中，只是危难之时的权宜之计，始终没有太大的反响，而在农民群众的心中，则是另一种感情和带有变革性的期盼。

　　对群众的愿望，付昌堂同志和县委一班人心知肚明，都主张放宽些、多借点。确实是多借了点，一些人多地少的生产队，由集体耕种的土地已所剩无几。

　　1979年初春，在“借地度荒”中受益的农民，不仅不准备退还耕地，还纷纷要求就汤下面，以户承包，并保证完成各项上交任务。

　　承包到户

　　我无意中反问了农民一句：“你们就不怕资本主义吗？”一位中年社员随即冷冷地放出一句话：“你把个资本主义给我抱，我都不知道怎么抱法，我们社员只知道搞饱肚子。”

　　以户承包，责任到户，我1961年在望江县委工作时就亲身经历过，放手让基层干部去办，一两天就能把土地包下去，而且确能增产，深受群众的欢迎。但好景不长，数月后就被认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完全否定，太湖县有位同志写了一份“万言书”给上级，请求改变定性而受到批判和处理。从那以后，许多同志的“恐资症”更为严重，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我真正有所醒悟是在1978年初夏去黄姑公社作农村调查之后。当时，正在晒场上忙碌的社员见到我，都异口同声地要求土地承包到户。这一来自广大民众的声音，我听得太多了，都是肺腑之言，我毫无反感之意，但深受“恐资症”影响的我心情很矛盾，无意中反问了农民一句：“你们就不怕资本主义吗？”一位中年社员随即冷冷地放出一句话：“你把个资本主义给我抱，我都不知道怎么抱法，我们社员只知道搞饱肚子。”

　　虽寥寥数语，对我却触动很大，我当即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是越想越觉得这位社员的话有道理，颇有豁然开朗之感。我早年在上海工作时，曾到过著名的永安公司、先施公司，参观过荣毅仁家族的纺织厂，不要说让农民去“抱”这些私人企业，就是叫我去“抱”也是很吃力的。农民想干的事，干部们不支持，还乱加干涉，这是个什么问题？原来是我们这些人患了比癌症还严重的“恐资症”，总是怕自己犯错误，不能和农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想多了，也想得更深了，终于被农民兄弟给唤醒了。

　　1979年初，县委一班人以“摸着石头过河”的心态，决定在红庙公社凉亭大队由县委书记付昌堂同志主持搞试点，我和县委部分同志都参加了。付昌堂同志的群众基础好，很多群众在关注他，他的这一举动传播得既快又广，还未等试点出经验就传遍了全县，部分社队也已动了起来。

　　有贯彻“省委六条”的工作基础，又有“借地度荒”的实践，加上部分同志亲历过1961年的“包产到户”，各区社的行动都很快，仅两个多月的功夫就大头落地。动得快，以不误农时，这是当时农村工作的大局，也是民心所向，众望所归。

　　在匆忙上阵中，也出了不少问题，有累死耕牛的，有为抢水而斗殴以致损毁水利设施的，大多属于“有待完善”的性质，总体上还是健康的。

　　后院灭火

　　县直机关的干部，多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不仅与人民群众有联系，还比较了解群众，人民群众的情绪和要求始终是他们判断是非的重要依据，在群众的感召下，特别是在吃到亲属送来的当时还很紧缺的粮食和食油后，奇谈怪论也就大大减少了。

　　广大农村正热火朝天，热闹非凡，而在县直机关则是议论纷纷，众说不一，有赞扬的，也有强烈反对的。县委研究，有必要加强县直机关的思想工作，不能让“后院起火”，委我操办这件事。

　　在当时，操办这样一件事是有一定难度的，最大的难度来自中央主管部门的领导和个别中央级新闻单位以及省直机关的少数负责同志，他们的舆论虽已严重背离农村实际，远离广大农民，但都还有一定的威慑力，又不得不认真对待。

　　为此，我曾去肥西县考察，他们是先行者，想吸取他们的一些经验和做法。那时的肥西是全省争论最激烈的县，也是越争越坚定的县，据时任肥西县委书记的常振英同志讲，他准备以政府布告形式支持农村的改革，这对我是又一次很大的触动，思想也更为坚定。

　　在此以后，我几乎是每周召开一次科局长会议，再热的天也是如此，反复宣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号召依据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去看待农村形势和正确对待新生事物，紧跟时代的步伐。与此同时，我从三个方面去做工作：一是针对“恐资症”，我谈自己的理论思考和思想转变过程；二是针对联产承包，我强调分清是非界限，不要将经营管理方式的变革上纲上线为分田单干，走资本主义道路；三是针对已发生的问题，我突出做好完善工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县直机关的干部，多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不仅与人民群众有联系，还比较了解群众，人民群众的情绪和要求始终是他们判断是非的重要依据，在群众的感召下，特别是在吃到亲属送来的当时还很紧缺的粮食和食油后，奇谈怪论也就大大减少了。

　　说一千道一万，都必须落到实处，尤其是要让农民能增产增收。这一年，全县各个方面都有所恢复和发展，在粮食生产方面，首次突破10亿斤大关，比上一年增长12%，油料增产45.1%，国家收购的粮食3亿多斤，破历史最高纪录，不得不临时扩建粮仓；在住房的升级换代方面也是空前的，其中砖瓦房由原来的不足20%提升到40%以上；外流劳力纷纷返回农村，充实和壮大了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力量；乡镇企业和多种经营更似雨后春笋。城乡生气勃勃，处处是充满希望的景象。

　　（作者系安徽省委原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