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李华英在抗战中的二三事(3)

　　晚间9时，第二战区司令部参谋长朱绶光将军来了。他陪同祖父等一同到了长官公署，拜见了由城外赶回的阎锡山。交谈中才方知，敌寇西路己占领忻口，离太原也只有五十里路，而卫立煌部队已败退下来了，东路也越过了同蒲和正太两路交轨的榆次县，孙连仲的军队也在退却中，太原形势严峻起来。

　　在繁忙的军务中，祖父还抽空会见了周恩来于地下防空室。周恩来说：“平型关大捷，八路军伤亡也不少，可见战斗之惨烈。”说着将缴获的一张日本军用地图给小川看。这幅平型关大捷八路军缴获的地形图，乃日本关东军测量队根据我国河北怀安十万分之一比例绘制的，此图即加红色简明的兵要注记，其中强调“胡家堡——太平庄道砾石多，大雨时交通断绝。夏家屯以南沙地、湿地解冰期3月中旬至4月上旬，道路特别泥泞”。地图详细，特别是气象信息，可见日冠侵华蓄谋己久，准备工作之细令人惊讶。最后，周恩来签名送给了小川，图上毛笔直书：“平型关战利品，1937年10月于太原，周恩来。”祖父为之兴奋不已，到处宣传。

　　阎锡山以百年汾酒招待祖父，并告之各军纷纷转进，军纪败坏，无军不抢。祖父间：“有无不抢之军？”阎锡山的参谋长赵戴文说：“只有八路军。”祖父说：“那中国还有希望。”赵问：“何以见？”祖父反问：“难道八路军不是中国人吗？！”赵色变，无言以对，阎低头不语。次日，赵戴文转告：“日军逼近，太原空虚，阎长官请将军早回”。

　　太原劳军，祖父感触良深，曾作诗道：“朔风凛凛剑光寒，独立苍茫月在鞍。万马千军习斗寂，太行汾水雪中看。转进纷纷一片尘，唯有八路不扰民。前途莫道无希望，万里长城仗此军。”（《太原劳军有感》）

　　三 与共产党人的情谊

　　1938年，抗战已全面开始，抗日统一战线正式建立。中共代表团到南京时，当局在高楼门军委办公厅副厅长姚琮家里设宴款待，席间周恩在祖父身边说：“毛主席要我向小川先生致意。”祖父点头会意。

　　时夏，原中共领导人陈独秀被从南京监狱营救出来已一年，作为朋友，一向主张“精诚团结”的祖父，当然希望陈先生与中共能抛开路线之争“握手言和，从长计议”。9月6日上午8时，八路代表叶剑英、博古（秦邦宪）、董必武、高语罕和祖父、陈独秀在南京中山北路乐业村六号家中碰头，开“协调会”（博古撰写党史有记载）。出于安全，我的三姑李自勉，当时仅18岁，招待兼望风；而年仅四岁的小姑李白新则做前探，在巷里带诸君从后门翻短墙，经房东花园向玄武湖安全疏散。

　　我的父亲李白端，家中原排行老四，大姑滇贞、二姑自珍分别于民国九年、十九年早逝。父亲原应挑起家里重担，但那时已投笔从戎。他自黄埔军校12期炮科毕业后在机械化学校深造（教育长系中国近代装甲兵之父徐庭瑶将军）。这时家里就只得靠三姑李自勉、四姑李白昆照顾祖母、大伯李白任（长子）、三叔李白乾（三子）三个咯血病人。当时日机没完没了的轰炸，南京危急，左右邻舍早已撤走。看到这情况，叶公（剑英）对祖父说：“看来，日冠即将占领南京，赶快把家属撤走，不然来不及了！”祖父说：“家有三个重病人，我将出差‘两湖’（湖南、湖北），到十月下旬方可回来。”叶公就坚持说：“不行！现危急关头，一定需先撤家属后出差。”第二天，祖父回来，叫家人简单收拾行李，乘上了出差西南的王大桢的车直奔昆明，终于逃出。不久日军就血洗了南京。一家六口，虎口脱身、幸免于难，部分归功于剑英等几个叔、伯公的军事判断与坚持。

　　1939年，祖父由于国共合作统战有功，升任军政部中将主任参事兼最高国防委员会云南代表，成了大忙人。受南京当局指令，他积极与云南军政当局联系；受中央抗日调度，他频繁与中共代表团联络沟通，共商军队编制、给养装备等合作大计……武汉保卫战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全民抗战进入新高潮，祖父常与中共代表叶剑英、同乡罗炳辉、延安旧友丁玲往来，彼此以国共两党团结一致、抗战到底相慰勉。一日，罗炳辉与丁玲来访，谈及国共分裂往事，祖父吟诗有感：“万里长驱大道同，中途马首忽西东。如今国难方殷日，一德一心共始终。中原万里锁烟尘，倭骑纵横战血 ；誓扫凶狂无反顾，叮咛再再再叮咛。”（双关语，《罗炳辉与丁玲过访》）又一日，罗炳辉带着他的女儿来看祖父，言道：“第三军滇军军长曾万钟要同乡龚百端向我传话，说罗炳辉系滇军出身，现国共合作了，不分国、共，只要炳辉愿回，升一级当师长绝无问题……”。祖父回言：“你还是跟朱老总在八路军干好，他们是没有前途的”，“我也是这个想法。”罗炳辉答道。

　　武汉保卫战临近尾声，祖父奉军委令，组织撤退。由于计划周详、调度得当，军民安全大转移，市区内所有可以转移的机器物资也全部运走，受最高当局嘉奖，这在八年抗战中尚属罕见。

　　那时，国统区已日益腐化，有为青年都向往延安圣地。在国民党军队里的父亲很苦闷，写信给祖父，请求他通过叶剑英介绍去抗大，未获答复。在重庆陪都遇见祖父时，父亲被当面训斥：“有志自已去！”祖父不徇私的为人之道深深感染了父亲。

　　重庆时期，国共两党矛盾逐渐加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受受到严重干扰。当时，祖父任军政部主任参事，与八路军驻渝办事时有联系，也解决了一些八路军粮饷弹药的补给问题。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祖父动用各种关系尽力营救叶挺将军、缓解国共双方矛盾，但在国民党高层中他势单力薄的现实下，也只能尽力而为、难能其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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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本文作者李仁地先生系民革上海市联四总支部成员。本网衷心感谢李先生惠赐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