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起源
夫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所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此古今之革命维新兴邦建国等事业是也。予之提倡共和革命于中国也，幸已达破坏之成功，而建设事业虽未就绪，然希望日佳，予敢信终必能达完全之目的也。故追述革命原起，以励来者，且以自勉焉。
夫自民国建元以来，各国文人学士对于中国革命之著作，不下千数百种。类多道听途说之辞，鲜能知革命之事实，而于革命之原起，更无从追述。故多有本于予之伦敦被难记第一章之革命事由。该章所述本甚简略，且于二十余年之前，革命之成否，尚未问题。而当时虽在英京，然亦事多忌讳，故尚未敢自承兴中会为予所创设者，又未故表示兴中会之本旨为倾覆满清者，今于此特修正之以辅事实也。兹篇所述，皆就予三十年来所记忆之事实而追述之。由立志之日起至同盟会成立之时，几为予一人之革命也，故事甚简单，而于赞襄之要人，皆能一一录之无遗。自同盟会成立之后，则事体日繁，附和日众，而海外热心华侨，内地忠烈志士，各重要人物不能一一录于兹篇，当俟之修革命党史时乃能全为补录也。
予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1885），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由是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术为入世之媒，十年如一日。当予肄业于广州博济医学校也，于同学中物色有郑士良号弼臣者，其为人豪侠尚义，广交游，所结纳皆江湖之士，同学中无有类之者。予一见则奇之，稍与相习，则与之谈革命。士良一闻而悦服，并告以彼曾投入会党，如他日有事，彼可为我罗致会党以听指挥云。
予在广州学医甫一年，闻香港有英文医校开设，予以其学课较优，而地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故投香港学校肄业。数年之间，每于学课余暇，皆致力于革命之鼓吹，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放厥辞，无所忌惮。时闻而附和者，在香港祗陈少白、尤少纨、杨鹤龄三人，而上海归客则陆皓东而已。……此为予革命言论之时代也。
及予卒业之后，悬壶于澳门、羊城两地以问世，而实则为革命运动之开始也。……至甲午中东战起，以为时机可乘，乃赴檀岛、美洲创立兴中会，欲纠合海外华侨，以收臂助。不图风气未开，人心锢塞，在檀岛鼓吹数月，应者寥寥，仅得邓荫南与胞兄德彰二人，愿倾家相助，及其他亲友数十人之赞同而已。
时清兵屡败，高丽既失，旅、威继陷，京津亦岌岌可危。清廷之腐败尽露，人心激愤。上海同志宋跃如乃催促归国。美洲之行，因而中止。遂与邓荫南及三五同志返国以策进行，欲袭取广州以为根据。遂开乾亨行于香港为干部，设农学会于羊城为机关。当时赞襄干部事务者有邓荫南、杨衢云、黄詠商、陈少白等，而助运筹于羊城机关者则陆皓东、郑士良、并欧美技师及将校数人也。予则常往来广州、香港之间，惨淡经营，已过半截，筹备甚周，声势颇众，本可一击而生绝大之影响，乃以运械不慎，致海关搜获手枪六百余杆，事机乃泄，而吾党健将陆皓东殉焉。此为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者之第一人也。同时被株连而死者，则有丘四、朱贵全二人。被捕者七十余人，而广东水师统带程奎光与焉，后竟病死狱中。其余之人，或囚或释。此乙未九月九日（1895.10.26），为予第一次革命之失败也。
败后三日，予尚在广州城内，十余日后，乃得由间道脱险出至香港；遂与郑士良、陈少白同渡日本，略住横滨。时予以返国无期，乃断发改装，重游檀岛。而士良则归国收拾余众，布置一切，以谋卷土重来。少白则独留日本，以考察东邦国情。予乃介绍之日友菅原传，此友为往日在檀所识者。后少白由彼介绍于曾根俊虎，由俊虎而识宫琦弥藏，即宫崎寅藏之兄也。此为革命党与日本人士相交之始也。
予到檀岛后，复集合同志以推广兴中会。然已有旧同志以失败而灰心者，亦有新闻道而赴义者，惟卒以风气未开，进行迟滞。……一日散步市外，忽遇有驰车迎面而来者，乃吾师康德黎与其夫人也。吾遂一跃登车，彼夫妇不胜诧异，几疑为暴客，盖吾已改装易服，彼不认识也。予乃曰：“我孙逸仙也。”遂相笑握手。问以何为而至此。曰：“回国道经此地，舟停而登岸浏览风光也。”予乃趁车同游，为之指导。游毕登舟，予乃告以将作环绕地球之游，不日将由此赴美，随将到英，相见不远也。遂欢握而别。
美洲华侨之风气蔽塞，较檀岛尤甚。故予由太平洋东岸之三藩市登陆，横过美洲大陆，至大西洋西岸之纽约市，沿途所过多处，或留数日，或十数日，所至皆说以祖国危亡，清政腐败，非从民族根本改革，无以救亡；而改革之任，人人有责。然而劝者谆谆，听者终归藐藐，其欢迎革命主义者，每埠不过数人或十余人而已。然美洲各地华侨多立有洪门会馆。洪门者，创设于明朝遗老，起于康熙时代，……以反清复明之宗旨，结为团体，以待后有起者，可藉为资助也。……国内之会党，常有与官吏冲突，故犹不忘其与清政府居于反对之地位，而反清复明之口头语，尚多了解其义者。而海外之会党多处于他国自由政府之下，其结会之需要，不过为手足患难之联络而已，政治之意味殆全失矣，故反清复明之口语，亦多有不知其义者。当予之在美洲鼓吹革命也，洪门之人，初亦不明吾旨。予乃反而叩之反清复明何为者，彼众多不能答也。后由在美之革命同志鼓吹数年，而洪门之众乃始知彼等原为民族老革命党也。
然当时予之游美洲也，不过为初期之播种，实无大影响于革命前途也，然已大触清廷之忌矣。故于甫抵伦敦之时，即遭使馆之陷，几致不测，幸得吾师康德黎竭力营救，始能脱险。此则檀岛之邂逅，真有天幸存焉。否则吾尚无由知彼之归国，彼亦无由知吾之来伦敦也。
伦敦脱险后，则暂留欧洲，以实行考察其政治风俗，并结交其朝野贤豪。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时欧洲尚无留学生，又鲜华侨，虽欲为革命之鼓吹，其道无由。然吾生平所志，以革命为唯一之天职，故不欲久处欧洲，旷废革命之时日，遂往日本。以其地与中国相近，消息易通，便于筹画也。
抵日本后，其民党领袖犬养毅遣宫崎寅藏、平山周二人来横滨欢迎，乃引至东京相会，一见如旧识，抵掌谈天下事，甚痛快也。时日本民党初握政权，大隈为外相，犬养为之运筹，能左右之。后由犬养介绍，曾一见大隈、大石、尾崎等。此为予与日本政界人物交际之始也。随而识副岛种臣及其在野之志士如头山、平岗、秋山、中野、铃木等。后又识安川、犬塚、久原等。各志士之对于中国革命事业，先后多有资助，尤以久原、犬塚为最。其为革命奔走始终不懈者，则有山田兄弟、宫崎兄弟、菊池、萱野等。其为革命尽力者，则有副岛、寺尾两博士。此就其直接于予者而略记之，以志不忘耳。其他间接为中国革命党奔走尽力者尚多，不能于此一一悉记，当俟之革命党史也。
日本有华侨万余人，然其风气之锢塞，闻革命而生威者，则与他处华侨无异也。吾党同人有往返于横滨、神户之间，鼓吹革命主义者，数年之中而慕义来归者，不过百数十人而已，以日本华侨之数较之，不及百分之一也。向海外华侨之传播革命主义者也，其难固已如此，而欲向内地以传布，其难更可知矣。内地之人，其闻革命排满之言而不以为怪者，抵有会党中人耳。然彼众皆知识薄弱，团体散漫，凭藉全无，抵能希望之为相应，而不能用为原动力也。
由乙未初败，以至于庚子，此五年之间，实为革命进行最艰难困苦之时代也。盖予既遭失败，则国内之根据，，个人之事业，活动之地位，与夫十余年来所建立之革命基础，皆完全销灭；而海外之鼓吹，又毫无效果。适于其时，有保皇党发生，为虎作伥，其反对革命，反对共和，比之清廷为尤甚。当此之时，革命前途，黑暗无似，希望几绝，而同志尚不尽灰心者，盖正朝气初发时代也。时予乃命陈少白回香港，创办中国报（中国日报），以鼓吹革命；命史坚如入长江，以联络会党；命郑士良在香港设立机关，招待会党，于是乃有长江会党及两广、福建会党并合于兴中会之事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