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起源(2)
旋遇清廷有排外之举，假拳党以自卫，有杀洋人围使馆之事发生，因而八国联军之祸起矣。予以为时机不可失，乃命郑士良入惠州，招集同志以谋发动，而命史坚如入羊城，招集同志以谋相应。筹备将竣，予乃与外国军官数人绕道至香港，希图从此潜入内地，亲率健儿，组织一有序之革命军，以救危亡也。不期中途为奸人告密，船一抵港，即被香港政府监督，不得登岸，遂致原定计画不得施行。乃将惠州发动之事，委之郑士良，而命杨衢云、李纪堂、陈少白等在香港为之接济；予则折回日本转渡台湾，拟由台湾设法潜回内地。时台湾总督儿玉颇赞中国之革命，以北方已陷于无政府之状态也，乃饬民政长官后藤与予接洽，许以起事之后，可以相助。予于是一面扩充原有计画，就地加聘军官，盖当时民党尚无新知识之军人也。而一面令士良即日发动，并改原定计画，不直逼省城，而先占领沿海一带地点，多集党众，以候予来，乃进行攻取。士良得令，即日入内地，亲率已集合于三洲田之众，出而攻扑新安、深圳之清兵，尽夺其械。随而转战于龙岗、淡水、永湖、梁化、白芒花、三多祝等处，所向皆捷，清兵无敢当其锋者；遂占领新安、大鹏、至惠州、平海一带沿海之地，已待予与干部人员之入，及武器之接济。不图惠州义师发动旬日，而日本政府忽而更换。新内阁总理伊藤氏，对中国方针，与前内阁大异，乃禁制台湾总督不许与中国革命党接洽，又禁武器出口，及禁日本军官投效革命军者。 而予潜渡计划乃为破坏。遂遣山田良政与同志数人往郑营报告一切情形，并令之相机便宜行事。山田等到郑士良军中时，已在起事之后三十余日矣。士良连战月余，弹药已尽，而集合之众已有万余人，渴望干部及武器之至甚切；而忽得山田所报消息遂立令解散；而率其原有之数百人间道出香港。山田后以失路为清兵所擒被害，惜哉！此为外国义士为中国共和牺牲之第一人也。
当郑士良之在惠州苦战也，史坚如在广州屡谋响应，皆不得当，遂决意自行用炸药攻毁两广总督德寿之署而歼之。炸发不中，而史坚如被擒遇害。是为共和殉难之第二健将也。坚如聪明好学，真挚诚恳，与陆皓东相若，其才貌英姿亦与皓东相若，而二人皆能诗能画亦相若。皓东沉勇，坚如果毅，皆命世之英才，惜皆以事败而牺牲。元良沮丧，国士沦亡，诚革命前途之大不幸也。而二人死节之烈，浩气英风，实足为后者之模范。每一念及，仰止无穷，二公虽死，其精灵之索绕吾怀者，无日或间也。庚子之役，为予第二次革命之失败也。
经此失败而后，回顾中国之人心，已觉与前有别矣。当初次之失败也，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咀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惟庚子失败之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吾人睹此情形，中心快慰，不可言状，知国人之迷梦已有渐醒之兆。加以八国联军之破北京，清帝后之出走，议和之赔款九万万两（实数为九亿八千二百二十三万余两，应作十万万两）而后，则清廷之威信已扫地无余。而人民之生计从此日 ，国势危急，岌岌不可终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矣。
时适各省派留学生至日本之初，而赴东求学之士，类多头脑新洁，志气不凡，对于革命理想，感受极速，转瞬成为风气。故其时东京留学生之思想言论，皆集中于革命问题。刘成禹在学生新年会大演说革命排满，被清公使逐出学校。而 元成、沈虬斋、张溥泉等则发起国民报，以鼓吹革命。留东学生提倡于先，内地学生附和于后，各省风潮，从此渐作。在上海则有章太炎、吴稚晖、邹容等，借苏报以鼓吹革命。为清廷所控，太炎、邹容囚租界监狱，吴亡命欧洲。此案涉及清帝 人，为朝廷与人民聚讼之始，清朝以来所未有也。清廷虽讼胜，而章邹不过仅得囚禁两年而已。于是民气为之大壮。邹容著有革命军一书，为排满最激烈之言论，华侨极为欢迎，其开导华侨风气，为力甚大。此则革命风潮初盛时代也。
壬寅、癸卯（1902、1903）之交，安南总督韬美氏託东京法公使屡次招予往见，以事未能成行。后以河内开博览会，因往一行。到安南时，适韬美已离任回国，嘱其秘书长哈德安招待甚殷。在河内时，识有华商黄龙生、瓯吉亭、瓯璧、杨寿彭、曾齐等，后结为同志，于钦、廉、河口等役，尽力甚多。河内博览会告终之后，予再作环球漫游，取道日本、檀岛而赴欧美。过日本时，有廖仲恺夫妇、马君武、胡毅生、黎仲 等多人来会，表示赞成革命，予乃託以在东物识有志学生，结为团体，以任国事。后同盟会之成立，多有力焉。
自惠州失败，以至同盟会成立之间，其受革命风潮所感兴起而图举义者，在粤则有李纪堂、洪全福之事，在湘则有黄克强、马福益之事，其事虽不成，人多壮之。海外华侨亦渐受东京留学界及内地革命风潮之影响。故予此次漫游所到，凡有华侨之处，莫不表示欢迎，较之往昔大不同矣。
乙巳（1905）春间，予重至欧洲，则其地之留学生已多数赞成革命。盖彼辈皆新从内地或日本来欧，近一、二年已深受革命思潮之陶冶，已渐由言论而达至实行矣。予于是乃揭橥吾生平所怀抱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号召之，而组织革命团体焉。于是开第一会于比京，加盟者三十余人；开第二会于柏林，加盟者二十余人；开第三会于巴黎，加盟者亦十余人；开第四会于东京，加盟者数百人，中国十七省之人皆与焉；惟甘肃省尚无留学生到日本，故 之也。此为革命同盟会成立之始。因当时尚多讳言革命二字，故只以同盟会见称，后亦以此名著焉。
自革命同盟会成立之后，予之希望则为之开一新纪元。盖前此虽身当百难之冲，为举世所非笑唾骂，一败再败，而犹冒险猛进者，仍未敢望革命排满事业能及吾身而成者也。其所以百折不回者，不过欲有以振起既死之人心，昭苏将尽之国魂，期有继我而起者成之耳。及乙巳之秋，集合全国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会于东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矣。于是乃敢定立中华民国之名称，而公布于党员，使之各回本省，鼓吹革命主义，而传布中华民国之思想焉。不期年而加盟者已逾万人，支部则亦先后成立于各省。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
当时外国政府之对于中国革命党，亦多刮目相看。一日予从南洋往日本，船舶吴淞，有法国武官布加卑者奉其陆军大臣之命来见，传达彼政府有赞助中国革命事业之好意。叩予：“革命之势力如何？”予略告以实情。又叩以：“各省军队之联络如何？若已成熟，则吾国政府立可相助。”予答以未有把握。遂请彼派员相助，以便遍调查联络之事。彼乃与驻扎天津之参谋部，派定武官七人，归予调遣。予命廖仲愷往天津设立机关，命黎仲实与某武官调查两广，命胡毅生与某武官调查川滇，命乔宜斋与某武官往南京、武汉。时南京武昌两处新军皆大欢迎。在南京有赵伯先接洽，约同营长以上各官相见，秘密会议，策画进行。而武昌则有刘家运接洽，约同同志之军人，在教会之日志会开会，到会者甚众，闻新军镇统张彪亦改装潜入。开会时各人演说，大倡革命。而法国武官亦演说赞成，事遂不能秘密。而胡广总督张之洞乃派洋官员某国人尾法国五官之行踪，途上与之定交，亦伪装表同情于中国革命者也。法官以彼亦西人，不之疑也，故内容多为彼探悉。张之洞遂奏报其事于清廷，其中所言革命党之计画，或确或否。清廷得报，乃大与法使交涉。法使本不知情也，乃请命于政府何以处分布加卑等，政府饬彼勿问。清廷亦无如之何。未几，法国政府变更，而新内阁不赞成是举，遂将布加卑等撤退回国。后刘家运等则以关于此事被逮而牺牲也。此革命运动之起国际交涉者也。
同盟会成立未久，发刊民报，鼓吹三民主义，遂使革命思潮弥漫全国，自有杂志以来，可谓成功最著者。其实慕义之士，闻风兴起，当仁不让，独树一帜以建义者，踵相接也。其最著者，如徐锡霖、熊成基、秋瑾等是也。
丙午（1906）萍醴之役，则同盟会会员自动之义师也。当萍醴革命军与清兵苦战之时，东京之会员，莫不激昂慷慨，怒发冲冠，亟思飞渡内地，身临前敌，与虏拼命。每日到机关部请命投军者甚众，稍有缓却，则多痛哭流泪，以为求死所而不可得，苦莫甚焉。其雄心义愤，良足嘉尚。独惜萍乡一举，为会员之自动，本部于事前一无所知，故临时无所备，然而会员之纷纷回国从军者，以相望于道矣。寻而萍醴之师败，而禹之谟、刘道一、宁调元、胡英等竟被清吏弩获，或囚或杀者多人。此为革命同盟会会员，第一次之流血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