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起源(4)
先时陈英士、宋循初、谭石屏、居觉生等既受香港军事机关之约束，谋为广州应援，广州既一败再败，乃转谋武汉。武汉新军，自予派法国武官联络之后，革命思想，日日进步，早已成熟。无如清吏防范亦日以加严。而端方调兵入川，湖广总督瑞 则以最富于革命思想之一部分交端方调遣。所以然者，盖欲弥患于未然也。然自广州一役，各省已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而清吏皆尽入恐慌之地，而尤以武昌为甚。故瑞 先与某国领事相约，请彼调兵船入武汉，倘有革命党起事，则开炮轰击。时已一日数惊，而孙武、刘公等积极进行，而军中亦跃跃欲动。忽而机关破坏， 获三十余人。时胡英尚在武昌狱中，闻耗，即设法止陈英士等勿来。而炮兵与工程等营兵士已多投入革命党者，闻彼等名册已被搜获，明日则必 人等语。于是迫不及待，为自存计，熊秉坤首先开枪发难。而蔡济民等率众进攻，开炮轰击督署。瑞 闻炮，立逃汉口，请某领事如约开炮攻击。以庚子条约，一国不能自由行动，乃开领事团会议。初意欲得多数表决即行开炮攻击以平之。各国领事对于此事，皆无成见。惟法国领事罗氏乃予旧交，深悉革命内容。时武昌之起事第一日，则揭橥吾名，称予命令而发难者。法领事于会议席上，乃力言孙逸仙派之革命党乃以改良政治为目的，绝非无意识之暴举，不能以义和拳一例看待而加干涉也。时领袖领事为俄国，俄领事与法领事同取一致之态度，于是各国多赞成之，乃决定不加干涉，而并出宣布中立之布告。瑞 见某领事失约，无所倚恃，乃逃上海。总督一逃，而张彪亦走，清朝方面，已失其统驭之权，秩序大乱矣。然革命党方面，孙武以造炸药误伤未愈，刘公谦让未 ，上海人员又不能到，于是同盟会会员蔡济民、张振武等，乃迫黎元洪出而担任湖北总督，然后秩序渐复。厥后黄克强等乃到。此时湘鄂之见已萌，而号令已不能统一矣。按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其主因则在瑞 一逃。倘瑞 不逃，则张彪断不走，而彼之统驭必不失，秩序必不乱也。
武昌起义之次夕，予适行抵美国哥罗拉多省之典华城。十余日前，在途中已接到黄克强在香港发来一电，因行李先运送至此地，而密电码则置于其中，故途上无由译之。是夕抵埠，乃由行李检出密码，而译克强之电。其文曰：“居正从武昌到港，报告新军必动，请速汇款应急，”等语。时予在典华，思无法可得款，随欲拟电复之令勿动。惟时已入夜，予终日在车中体倦神疲，思虑纷乱，乃止。欲于明朝睡醒，精神清爽时，再祥思审度而后覆之。乃一睡至翌日午前十一时，起后觉饥，先至饭堂用膳，道经回廊报馆，便购一报携入饭堂阅看。坐下一展报纸，则见电报一段曰：“武昌为革命党占领。”如是我心中踌躇未决之覆电，已为之冰释矣。乃拟电致克强，申说复电延迟之由，及予以后之行纵。遂起程赴美东。时予本可由太平洋潜回，则二十余日可到上海，亲与革命之战，以快生平。乃以此时吾当尽力于革命事业者，不在疆场之上，而在樽 之间，所得效力为更大也。故决议先从外交方面致力，俟此问题解决而后回国。按当时各国情形，美国政府对于中国则取门户开放、机会均等、领土保全，而对于革命则尚无成见，而美国舆论则大表同情于我。法国则政府民间之对于革命皆有好意。英国则民间多表同情，而政府之对中国政策，则惟日本之马首是瞻。德俄两国当时之趋势，则多倾向于清政府。而吾党之与彼政府民间皆少交际，故其政策无法转移。惟日本则与中国最密切。而其民间志士不独表同情于我，且向有舍身舍身出力以助革命者，惟其政府之方针实不无可测。按之往事，彼曾一次逐予出境，一次拒我之登陆，则其对于中国之革命事业可知。但以庚子条约之后，彼一国不能在中国单独自由行动。要而言之，列强之于中国最有关系者有六焉，美、法二国，则当表同情革命者也，德、俄二国，则当反对革命者也，日本，则民间表同情而其政府反对者也，英国，则民间同情而其政府未定者也。事故吾之外交关键，可以举足轻重，为我成败存亡所系者，厥为英国。倘英国右我，则日本不能为患矣。予于是起程赴纽约，觅船渡英。道过圣路易城时，购报读之。则有武昌革命军为奉孙逸仙命令而起者，拟建共和国体，其首任总统当属之孙逸仙云云。予得此报，于途中格外慎密，避却一切报馆访员，盖恶虚声而图实际也。过芝加哥时，则带同志朱卓文一同赴英。抵纽约时，闻粤中同志图粤急，城将下。予以欲免流血计，乃致电两广总督张鸣岐，劝之献城归降，而命同志全其性命。后此目的果达。
到英国时，有美人同志咸马里代约四国银行团主任会谈，磋商停止清廷借款之事。先清廷与四国银行团结约订有川汉铁路借款一万万元，又币制借款一万万元。此两宗借款，一则已发行债票，收款存备待付者，一则已签约而未发行债票者。予之意则欲银行团与以备之款停止交付，与未被之款停止发行债票。乃银行主干答以对于中国借款之进止，悉由外务大臣主持，此事本主干部当惟外务大臣之命是听，不能自由做主也云云。予于是乃委托维加炮厂总理为予代表，往与外务大臣磋商，向英政府要求三事：一、止绝清廷一切借款，二、制止日本援助清廷，三、取消各处英属政府之放逐令，以便予取道回国。三事皆得英政府允许。予乃再与银行团主任开商革命政府借款之事。该主干曰：“我政府既允君之请而停止吾人借款清廷，则此后银行团借款与中国，只有与新政府交涉耳。然必君回中国成立正式政府之后乃能开议也。本团今拟派某行长与君同行归国。如正式政府成立之日，就近与之磋商可也。”时以予在英国 人所能尽之义务已尽于此矣，乃取道法国而东归。过巴黎，曾往见其朝野之士，皆极表同情于我，而尤以现任首相格利门梳为最恳挚。予离法国三十余日始达上海。时南北和议已开，国体犹尚未定也。
当予未到上海之前，中外各报皆多传布谓予带有巨款回国，以助革命军。予甫抵上海之日，同志之所望我者以此。中外各报馆访员之所问者亦如此。予答之曰：“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于是各省代表乃开选举会于南京，选举予为临时总统。予于基督降生一千九百十二年正月一日就职。乃申令颁布定国号为中华民国。改元为中华民国元年，采用阳历，于是予三十年如一日之恢复中华创立民国之志，于斯竟成。
（本文节选自《孙文学说》第八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