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留学界之革命潮(3)
规则公布后，复通电本国各省，唤起国人同情，并公推钮永建、汤尔和二人为特派员，回国说袁世凯出兵抗敌。上海学生亦开会响应，有湖北学生王璟芳，阳表同情，阴向驻日清公使蔡钧告密，谓义勇队名为拒俄，实则革命，蔡钧据报，乃致江督端方电云：“东京留学生结义勇队，计有二百余人，名为拒俄，实则革命，现已奔赴内地，务饬各周县严密查拿。”
又清廷密谕各督抚云：
前据御史参奏，东京留学生已尽化为革命党，不可不加防备。又日本蔡钧来奏，此间革命党业已组成军队，将托拒俄一事分奔各地。前岁汉口唐才常一事，则讬勤王以谋革命，此间则托拒俄以谋革命，其用意与唐才常相似。而党羽较密，编练尤严各语，不胜诧异。国家养士数百载，自祖宗以来，深仁厚泽，姑置无论，即如近年各直省地方，遇有水旱偏灾，无不立沛恩施，普行赈济，顷者乱离虽构，而乡会试亦不忍遽停，况本年于覆试以后，又创行经济特科，国家待士既优，予以进身，又欲广其登庸之路，凡在食毛践土，具有天良，而乃不思报称，以言革命，似此则国家果何所负于该革命党？前已饬蔡钧、汪大燮，于在日本东京留学生举动，务加详察。各直省地方官于留学生之返国者，亦暗为防堵，遍布耳目。昨据袁世凯密折，内言东京留学生若干人编练数军，希图革命，其电该督臣之意，则又诡言俄患日深，求该督助其军火，在日本东京各学生便可至东三省与俄人决战。情形叵测，就使本为忠义，然距义和团之日未久，亦深虑其有碍邦交。朕以为该学生等既反叛朝廷，朝廷亦不得妄为姑息。蔡钧、汪大燮与在日本东京留学生，即可时侦动静。地方督抚于各学生回国者，遇有行踪诡秘，访闻有革命本心者，即可随时获到，就地正法。然亦须分别首从，不得诬陷善良，此为朕万不得已，保全国本以固邦交至意云云。
于是蔡钧乃请日政府勒令解散义勇队，制止留学生练习兵操，学生等以报国无路，莫不义愤填膺，痛苦流涕。至是青年会同志乃分向各省同乡会大倡革命排满之说，由秦毓鎏起草意见书发挥民族主义，痛诋清廷之媚外虐民，义勇队员咸为感动。叶澜、董鸿袆、程家柽、秦毓鎏等更联合队员中之宗旨坚定者，秘密改组为军国民教育会，是为拒俄义勇队之变相。
军国民教育会
军国民教育会与义勇队性质不同之点，后者属于拒俄御侮，而前者则属于革命排满，此其宗旨悬殊者也。义勇队既解散，学生之卑怯者，以畏惧政府干涉，不敢再预闻政治运动。湖北学生王璟芳因举发义勇队志在革命有功，清廷嘉之，特旨赏给举人。叶澜、董鸿袆、秦毓鎏诸人不为少屈，乃于癸卯夏间发起军国民教育会。众推秦毓鎏起草立会意见书，兹录原文如左：
发起军国民教育会意见书
论题 不可不表明宗旨
哀哉义勇队，自成立至今，降心下气，仰人鼻息而不辞，受人唾骂而不惜，果何为也哉？为吾民族图独立欤？抑为彼满洲保私产欤？此不辩而明。凡吾同胞当无不曰：满洲杀我祖宗，夺我财产，已二百余年，今且迫我同胞，割我土地，遗之外人，致吾有灭种之惨。满洲吾之世仇也，吾覆之亡之且不暇，乌乎言为彼保产也。
然则拒俄胡为欤？日俄据东三省，各国必与之争，争必出于战，无论孰胜孰败，吾之土地终非吾有矣。东三省亡，不足忧，东三省亡，而吾之土地皆随东三省而俱亡矣。一俄不足忧，各国皆随俄而瓜分我矣，呜呼！吾族亡于野蛮满洲，犹有独立之希望，若亡于文明各强国，真为万劫不复之奴隶地矣。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斗而死，此吾军国民教育会之所以起，凡吾同人当无不知也。
然则运动满洲政府又胡为哉？曰组织学生军必求出发，欲求出发，必先除阻力，满洲政府在今日犹是为吾之阻力也明甚。苟使吾军能至北方，则凡合吾宗旨之举动无不可为，有此机缘，不可坐失，此所以不得不用手段，而希达我目的于万一也。上海志士之讥我毁我，岂为知我者哉！
故第一次开大会商议组织学生军，叶澜等即表明宗旨，演说之末，大声问曰：吾军此举为国民乎？为满洲乎？钮君永建曰：为国民。叶澜曰：是矣。遂退。诸君皆鼓掌。吾会宗旨固已表明，人人心中无不了然，徽章制黄帝之像，宗旨所在，不言而喻。特欲达目的，不可不用手段，故先时章程中措词含浑，未将民族二字大书特书以揭明宗旨者，职使之故。
然宗旨不明，其害不可胜言，吾会成立后，国中响应者甚多，故吾会之举动大为国人所注意，若误以手段为宗旨，互相仿效，势将率吾四百兆同胞为效力异族之奴隶，此大有害于中国前途者也。且欲举大事，必立一正大之名，使会外同志闻风兴起，为我辅助。使会内同人心目所注，并攻一途，而后事克有济。今吾会以宗旨不明之故，致贻人以口实，在清廷早洞见吾肺肝，于国民反助长其奴性，必至两无所得，而本会之基础，终无以自固，本会之发达，亦终无可望，藉令发达矣，此会之于中国前途果有何影响也。
因是之故，皆等拟于今日开会，定本会之宗旨，曰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宗旨既定之后，皆当坚守此旨，以维持本会于无穷，鼓吹此旨以唤醒国人之迷梦。祖父世仇则报复之，文明大敌则抗拒之，事成为独立之国民，不成则为独立之雄鬼，凡吾同志，谅有同心！
或者曰：宗旨表明，则满洲政府必多方摧残，懦弱国民必从此退沮，不如养晦以待时机，此誓言也。吾辈之举动，无论如何顺从，吾会之宗旨，无论如何腐败，彼终不信也。思所以防我贼我者，固未尝一日间也。吾国民奴隶根性深，习惯于满洲政府压制之下，忘其杀父之仇，将遭灭种之惨，吾辈日夜唤醒之，犹恐不及，今复设一奴隶之模型悬于国民之前，吾恐满洲政府不受吾欺，而吾四百兆同胞已远至绝地，无复生机矣。故或者之言，不足欺人，适足以自欺耳。
然则宗旨之不可不表明也，既如此，而某等之所以默而不言者，徒以特派员未回，此旨畅明，恐遭不测。今则势异曩昔，较量利害，计之已熟，用敢布其愚见，以俟公决。谨述刍议，伏希均鉴。
军国民教育会会员秦毓鎏、萨端、周宏业、贝镛礼、叶澜、张肇桐、华鸿、陈秉忠、董鸿袆、翁浩、陈定保、胡景伊、程家柽、王家驹、郑宪成提议。
军国民教育会成立时，以本身性质属于秘密团体，须预防破坏，且须计及破坏后之安排，故定名颇费斟酌，而招收会员，概取严密，人数不多，咸能恪守规章，保存机要。开会无定期，会场无定所，故自癸卯（1903）成立起至乙巳（1905）合并同盟会止，迄未破坏。会员徽章镍质圆形，大如墨西哥银元，一面镌黄帝轩辕氏像，像系采自日本东京帝国图书馆，一面镌铭四句，铭曰：“帝作五兵，挥斥百族，时维我祖，我膺是服。”乃出秦毓鎏手撰。是年五月间，上海同文沪报等忽传学生军北上特派员钮永建、汤尔和在天津被清吏杀害之说，各会员闻之，愈为激昂，决定进行方法三种，一曰鼓吹，二曰起义，三曰暗杀。更推举同志返国分省运动起义，名曰运动员，黄轸（改名兴）、陈天华即被派回湘之运动员也。其他秦毓鎏、程家柽、苏子谷等先后返国讲学，董鸿袆、王家驹等亦赴南洋群岛，各负相当任务，于革命进行。收功非鲜。
（冯自由《东京留学界之革命潮》，系其著作《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七章：第54-58页，中国国民党丛书，中国文化服务社印行，民国版；第34-3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3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