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馆、茶房与茶客：近代中国市公共空间与生活(2)
辛亥革命网 2013-08-20 00:00 来源：历史研究 作者：王笛 查看：
本文是对茶馆、茶房（即堂倌）、茶客的综合研究。在四川，人们一般不称茶馆而叫“茶铺”、“茶园”、“茶厅”、“茶楼”、“茶亭”、以及“茶房”等等，而“茶铺”为最通常的叫法。成都是具有“茶国”之称的四川省的首府。在成都，沿街有许多两层木结构建筑，一般底层作店铺，二楼作居室，许多人便将二楼开作茶馆，因而称“茶楼”。如果说“茶铺”是顾客的习惯性称呼，那么“茶社”则是社会对这个行业的约定俗成叫法，所以在成都大多数茶馆――特别是那些档次一般的茶馆――都称“某某茶社”。虽然这些茶馆都是私人拥有的，但它们是为公众开放的公共空间，成为人们公共生活的舞台。在成都，茶馆的“灵魂”并不是茶馆的老板，而是那些能干又八面玲珑的茶房，他们又称为“堂倌”、“么师”、“提壶工人”，还有着“茶博士”的雅号。虽然“茶博士”这个称呼带有戏噱的味道，但也的确反映了这样一批人高超的服务技术、对茶的丰富知识以及深厚的社会处事经验。
不过，从城市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的意义上，茶客对研究茶馆最为重要，本文也把他们作为重点进行考察。谁是茶馆最经常的茶客？据称有两类人：一是“有闲阶级”，二是“有忙阶级”。按一般理解，有闲阶级是那些地方文人、退休官员、有钱寓公和其他社会上层；有忙阶级则是那些在工余到茶馆消遣的人，如手工工人，店员、小商小贩和待雇的苦力等，也有相当大一部分人借茶馆为工作场所，如商人、算命先生、江湖医生等，喝茶之际，生意业务也并不耽误。至于那些以茶馆为生的人，如民间艺人、理发匠、小贩等，其身份也是经常转换的。如在白天他们是以茶馆谋生者，晚上在工余去茶馆，他们则成为茶客。不过，应当意识到，有闲阶级和有忙阶级的概念十分松散，并非严格的阶级划分。虽然我们常用“有闲阶级”形容那些没有正经工作和享受生活的人，但他们并不是一个独立阶级而且可以是有不同的经济背景。不过，“有忙”和“有闲”这两个词的确囊括了在茶馆的各种人物。无论是上层精英还是下层民众、富人还是穷人、闲人还是忙人，都在茶馆这个公共空间里活动。
茶馆：数量、生态环境与生活方式
虽然没有关于中国城市茶馆数量的系统资料，但成都的茶馆居各城市之首，似乎是没有问题的。关于成都茶馆数量亦无系统统计，但根据我目前所收集的资料，包括档案、报刊和其他记录，我们还是可以得出一个大概的结果。1909年至1951年间成都茶馆数量基本处于500－800之间（1921年除外）。当然，这并不一定反映了一种需求关系，而是茶业公会和地方政府控制的结果。根据1932年的《成都市茶社之今昔》一文称，1921年是成都茶馆业的转折点，之后茶馆数量持续下降。据该文称，自辛亥革命后，成都茶馆便持续上升，在1921年达到一千多家。但我没有发现任何资料证明这个说法。从我掌握的各种资料（包括档案）看，成都茶馆的数量从未超过800家。值得注意的另一现象是，成都人口从1910年的34万发展到1949年的65万，但是茶馆数量变化不大。甚至在抗战时期，1947年成都人口达74万多，茶馆也不过614家。201949年国民党政府垮台时，成都茶馆有659家，但以后便持续下降，1951年便已关闭100多家，仅541家幸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