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使才薛福成(2)

　　三､“收利权于西国,念流寓于南洋” 

　　作为出使四国的大臣,薛福成奔走于英､法､意､比之间｡他以锐敏的眼光观察西方国家政治､经济､文教等各方面的情况,勤谨地处理繁忙的日常事务,细心地进行调查研究,并且认真地思考如何能从长远着眼主动为国家多做一些工作｡他任公使期间,特别在“收利权于西国,念流寓于南洋”①④这两个方面作了不懈的努力｡对于侵略中国的西方国家来说,他的对策是“收利权而消外侮”｡①⑤对于南洋等地受压迫欺凌的海外侨胞来说,他关心的是使他们的正当权益得到应有的保护｡ 

　　在同西方国家展开外交斗争以捍卫国家权益这个方面,引人注目的是他经过复杂艰难的谈判,同英国签订了《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款》｡薛福成经过调查研究,发现滇缅边境的界务､商务问题在英国侵占缅甸后曾与清政府谈判过,但未有明确规定｡英国利用这种状况向中国的云南边境扩张｡薛福成感到这是一个关系到国家领土主权的大问题,如不加以正视,必将造成极大危害｡为了消除隐患,保卫主权,他决定向清政府建议主动向英国提出滇缅边界的界务､商务问题,并自荐担任谈判的代表｡清朝当权者起初并不重视他的建议,说什么英国既然没有催问这件事,不便主动提出｡后因英国在滇缅边境制造事端和薛福成的力争,才同意薛福成同英国交涉｡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谈判中,薛福成根据他掌握的大量历史资料,又援引国际法有关规定,反复论辩,据理力争,终于在他即将卸任前签订了《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款》｡和晚清签订的许多丧权割地的条约不同,英方不得不承认薛福成提出的一些合理要求,中国得以收回了一些已被实际侵占地区的主权｡虽然还不能根本改变英国凭借强权对滇缅边境中国领土进行蚕食的状况,在当时条件下已是难能可贵的了｡通过这次交涉,薛福成的外交才干进一步得到承认｡在这次交涉过程中,薛福成不但要同英国的谈判对手不断交锋,还要承受来自清廷统治集团内部的压力,处境非常困难｡一些苟且偷安的朝内要员讥讽他“多事”,有些人还攻击他此举是“好名､贪功”｡在他们的眼里边远地区的祖国神圣领土是无关紧要的,得过且过,少找麻烦,不开罪洋人为上策｡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薛福成愤慨地写下了《论不勤远略之误》一文,文中说:“数十年来,中国不勤远略之名,闻于外洋各国,莫不欲夺我所不争,乘我所不备”｡①⑥又说:“出使大臣,或懵然于条约之利病,而不知久远之计;封疆大吏,或惘然于边防之得失,而惟偷旦夕之安”｡①⑦还把批评指向“任天下事而不事事”①⑧的人,也就是管理国家大事却根本不管事的清廷当权者｡在《答友人书》中,他驳斥了“好名”､“贪功”的诬蔑,说他办理滇缅界务交涉,搞得筋疲力尽,“与名利二字渺不相涉,亦以既受此任,不能不为边境筹数十年之安,外以对强敌,上以对朝廷,庶不负此高官厚禄与数万里之远行耳”｡①⑨ 

　　在关切和保护广大海外侨胞切身利益方面,薛福成也做了大量工作｡出使之初,薛福成就对海外侨胞状况作了广泛的调查研究｡他非常同情海外侨胞饱受外国殖民者和当地统治者欺凌压榨的悲惨处境,他们的正当权益甚至生命财产都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为此他积极建议同英法谈判在华侨聚居的地区添设中国领事,以保护华侨的权益｡而当政的权贵们对此态度冷漠｡薛福成怀着“为海外数百万生灵”请命的强烈感情,一再向清廷申诉利害｡经过艰苦努力争得了在新加坡设总领事,在仰光､槟榔屿等地设领事或副领事｡他还支持华侨在当地建立“公会”,建立学习祖国语言文字的义塾等｡ 

　　为海外侨胞谋切身利益的另一件大事是争取废止海禁和保护归侨｡当时海外侨胞不仅受外国殖民者和当地统治者的压迫剥削,也受到清政府的排斥迫害｡清代前期曾颁布禁海令,对私自出海贸易及移居外洋海岛的人,一旦回国,就要处以极刑｡这就使得出洋谋生的广大华侨虽然热爱祖国､怀恋故乡,却不敢回国,他们对此感到莫大的痛苦｡薛福成过问这个问题时,虽然清政府已准居民到海外谋生,但禁海的“祖宗旧制”并未明确废止｡地方上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仍可以借口以前的禁令迫害归侨｡有的侨胞冒险带了辛苦劳动多年积存的资财回到故土,却被诬陷“通匪”,遭到敲榨勒索,甚至被严刑重惩,家破人亡,含冤负屈,控诉无门｡薛福成举荐到新加坡任总领事的黄遵宪首先深入了解到这种情况,他上书薛福成,请他奏报朝廷,明确废止海禁,严禁虐待归侨,以根除这种弊害｡薛福成对此早有同心,他根据黄遵宪提供的情况向朝廷上疏,陈述了广大海外侨胞眷恋故土而又不敢回国的痛苦;又指出这种弊害使得少数侨居海外的华人在回国时自称是英国人､荷兰人,借势作威,干犯法纪,地方官反而莫敢如何｡薛福成考虑到当权的达官贵人麻木不仁,未必能动之以情,使他们关切侨胞的命运,又从他们注重实际利益的心态出发说之以利,特别强调了华侨可以在经济上作出很大贡献,使国家财政得到好处｡1893年清政府才终于下令废止禁海令,准许华侨归国谋生置产,严禁唆扰勒索｡这是关于华侨政策的一项重大改革｡ 

　　四､出使前后外交思想的轨迹 

　　在晚清派出的驻外使节中,能说得上有比较系统外交思想的人的确属凤毛麟角｡薛福成在出使之前已经有了较多的理论和知识准备,出使的实践又使他这方面的思想得到充实和发展｡这正是他可以无愧地称为“使才”的一个重要方面｡薛福成作为从洋务派过渡到早期维新派的思想家,他的思想是多方面的｡在这里,着重从外交方面来探讨他出使前后的思想轨迹,也可以看到他的外交思想和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思想的相互关联｡ 

　　出使前薛福成关于外交方面的思想比较集中地反映在《筹洋刍议》一书中,出使以后则在他的《出使四国奏疏》,《出使四国公牍》,《出使四国日记》及续刻等著作中都有表述｡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维护独立主权,反对不平等条约｡他认为两国签订约章,应“期于两国有益无损｡损一国以益一国,不行也”｡②⑩如果列强要将新的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对“万不能允者,即使以“决裂”相恫吓,也应坚持一辞｡对已订条约中规定“利益均沾”的片面最惠国待遇及领事裁判权等条款也应设法修改｡②①出使后,他以“收利权而消外侮”为职志,愈来愈感到“从前中国不明外务,所定条约,多受亏损”｡②②所以遇到关系本国利害的重要问题,必须力争对本国有利,“争得一分,即受一分之益”｡②③在实际交涉中他也是这样做的｡ 

　　2.研究国际形势,警惕新的侵略｡他非常注意国际形势和中国周边形势｡早在出使之前,他就曾警告说要特别提防俄国和日本的侵略｡说俄国已乘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机占我大片领土,它贪得无厌,一定还会对中国发动侵略｡出使西欧后,仍注意观察俄国动向并警告说:“俄若有事于天下,东则中国当其冲”｡②④日本虽是中国的邻邦,但“无吴蜀相亲之势,而有吴越相图之心”｡②⑤在甲午战争前10多年,他就大声疾呼:“日本相侵之志,危矣迫矣”,②⑥显示了他的远见｡但他早些时候,还以为中国可以从西方列强中找到一个可以援手的“与国”,如美国｡后来看到美国驱逐迫害华工等情况,这种幻想至少是逐渐减少了｡他对“英､法､俄､德､美数大国各挟胜势以相陵相伺”,“强邻环伺,世变方殷”②⑦的危机有了进一步认识｡ 

　　3.抗御和遏止外侮,必须学西方变法自强｡他说只要团结一心“精求自强之术而勉行之,则不言防边而边自固矣”②⑧早在《筹洋刍议》中,他就专门写了《变法》一章,较早提出变法的口号,并从理论上阐发“变”是发展的规律｡认为“天道数百年小变,数千年大变”,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西方列强的兴起和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国带来前所未有的大变局,更使中国不能不适应这种形势,变法图存｡他说:“若夫西洋诸国,恃智力以相竞,我中国与之并峙,商政矿务宜筹也,不变则彼富而我贫;考工制器宜精也,不变则彼巧而我拙;火轮､舟车､电报宜兴也,不变则彼捷而我迟;兵制阵法之变化宜讲也,不变则彼协而我孤,彼坚而我脆”｡②⑨他还强调“相师相胜”的看法,认为“以中国人之才智视西人,安在其不可以相胜也”,“安知百数十年之后,中国不更驾其上乎”｡③⑩但出使之前,他所主张的学西方“变法”,仍停留在“器数之学”上,即“取西方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③①仍是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翻版,并未涉及变革封建专制制度的问题｡出使后的经历使他得以对西方的政治､经济､科技､文教等进行直接广泛的考察,进而认识到西方国家富强之本是因为有比当时还停留在封建制度下的中国先进的政治社会制度,认识到谈西法而“仅曰精制造､利军火､广船械,抑末矣”｡③②这种新的“本末观”修改和充实了他过去主张“变法”的内涵,特别是认为在当时的中国应当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实行“君民共主”的君主立宪制是他的思想冲破洋务派的樊篱而开维新派的先河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