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使才薛福成(3)
辛亥革命网 2013-05-18 00:00 来源：外交学院学报 作者：胡代聪 查看：
4.自强必须重视外交,重视遴选驻外使节｡他说“大抵外交之道,与内治息息相通｡如商税受损,则财用不足矣;教民横恣,则吏治不饬矣;海外之华民保护不及,则国势不张矣;内地之土货行销不远,则民生不厚矣｡”③③他对西方侵略者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干涉中国内政,掠夺中国财富的情况感到痛心｡说西方侵略者“船舰则行我江海,租界则踞我口岸,……或夺我商民之利,或挠我官吏之权,或违我教化之经,或窥我宝藏之富,事端百出,防范难周”｡③④为了维护国家利权,必须重视外交｡与此相联系,必须重视派驻外国使节的人选｡针对当时清廷对驻外使节责任之重大认识不足,他专门写了《使才与将相并重说》,介绍了西方国家往往以宰相､大将等出为全权公使的做法,认为中国可以借鉴｡他提出使臣必须有“贤相之识与度”,有“贤将之胆与智”,③⑤才能应变而不受人侮,完成与国内配合维护国家利权的使命｡
5.改革外交机构和人事制度｡他批评当时清廷管理外交事务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被一些顽固腐败的官僚把持,他们身居高位,尸拉素餐,根本缺乏外交常识｡而且以不懂外事,不学习,甚至“以终年不一至衙门为高”,③⑥所以动辄为西人所欺｡至于外交机关的办事人员,是以考查小楷写得好不好作为录用标准的｡有些人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工作十年之久,对于外事仍然懂得很少｡号为“明敏出色”的,不过能办点例行公事,如果稍为懂些外事知识,就认为是“更出色”的,就可以升官,离开总理衙门了｡这样自然培养不出合格的外交人才｡他认为外交机构和人事制度必须改革,他说:“中国欲图自强,必自精研洋务始,欲精研洋务,必自整顿总理衙门始,欲整顿总理衙门,必自堂司各官久于其任始｡”③⑦他指出,要搞好外交,办理外交事务的人必须熟悉业务,并应有较久的工作阅历以积累经验｡
6.外交要讲求斗争策略,要善于运用国际法｡办理外交事务必须“御之者有方,制之者有道”｡③⑧特别同西方侵略者打交道不能掉以轻心,他举例说:“欲以柔道应之,则启侮而意有难餍;以刚道应之,则召衅而力有难支;以旧法应之,则违时而势有所穷;以新法应支,则异地而俗有所隔”｡③⑨所以必须分析研究,因应得宜｡他还提出应该学习西人那样把“交际”与“交涉”区分开来;“交际之礼节,务为周到,交涉之事件,不稍通融,惟其厚于交际,故可严于交涉”｡④⑩
薛福成很重视在外交斗争中运用国际法｡他专门写了《论中国在公法外之害》的文章来阐述这个问题｡他批评过去有些清朝当权的大臣办交涉的时候轻视国际法的作用,在对方援引国际法的规定以相诘责时,却说什么我们中国人不愿加入你们的公法,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公法｡所以使得西人总说中国是公法外的国家,以至中国按照公法应享的权利一点享受不到,在公法外所受之害则无不受之｡他又清醒地看到“用公法之柄,仍隐隐以强弱为衡”,号称国际间行为规则的国际法,实施起来仍然是以国家的强弱为转移的,强大的国家违反了国际法也无法加以制约,弱小的国家即使事事遵守国际法,仍然不免受害｡“同遵公法之名”,而“损益大有不同者其实”,④①在强权政治下不可能完全依靠国际法来求得公平｡薛福成的这些观点,表明他既认识到应当以国际法为武器来进行合法的外交斗争,又不迷信国际法｡在那个时代对国际法有这样理智的看法,确实是难得的｡
7.主张对外开放,重视经济调研｡薛福成认为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兴起,使得“环大地九万里,罔不通使互市,虽以尧舜当之,终不能闭关独治”｡④②以前“华夷隔绝之天下,一变而为中外联属之天下”,④③闭关自守不但违背历史潮流,而且再也不可能了｡在这样的形势下,不能不发展商业｡他说:“居今日地球万国相通之世,虽圣人复生,岂能不以讲商务为汲汲哉!”④④他借鉴西方国家以工商为先发展起来的经验,针对中国轻视商业作用的传统观念,把商业的作用提得非常高｡把商从“四民之末”,提到“握四民之纲”,说有了商才使得“士可行其所学而学益精,农可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工可售其所作而作益勤”｡④⑤同时他又看到“非工不足以开商之源,则工又为其基而商为其用”,④⑥他认为中国必须振兴工商,发展经济,争取与西人抗衡,才能不受制于人｡他在出使期间,对各国的经济状况,对华贸易以及中国的出口贸易等注意调查研究,在他的日记中就留下了大量这方面的记述和资料｡作为驻外使节而如此重视经济调研,也反映了他的独到见解和特色｡
8.外交必须注意信息灵捷｡薛福成把“捷声息而通隔阂”④⑦看作驻外使节的重要任务之一｡他也要求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处理有关外交事务时,要“与使臣函电频商,务求灵通一气”,④⑧还提出有些事务按其性质交给驻外使馆去办理更为合适,因为驻外使馆对驻在国的“命意所在,信息较内地灵捷”｡④⑨他对驻在国报纸的消息报导和舆论很重视,认为可以从中了解情况和动向｡
